上海學者曹錦清在寫作《黃河邊的中國》時,就感受到了開封人對權力的超級迷戀。他通過調查走訪總結道:“內地知識分子,官欲特熾,小小的一個教研室主任,可以爭個頭破血流,更不必說係院主任之職了。若有機會往縣、市、省的官場跑,更是義無反顧,競奔逐走。”他還拿沿海和內地知識分子進行對比:“改革開放,沿海城市中的知識分子,一可下海經商,二可出國,發財機會比內地多些,不必全往官場擠。內地發財機會相對少些,故而都想往官場跑,形勢使然。”作為社會精英的知識分子尚且如此,社會大眾更是華山一條路,萬眾一心來擠官場獨木橋。為了擠上這座人滿為患的小小橋梁,請客送禮,行賄索賄、出賣色相、出賣人格……手段花樣翻新,無所不用其極。
從權力誕生的那一刻起,就存在對權力的約束,貴為大唐天子的李世民,就清醒地認識到皇權與庶民的舟水關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善用權力,造福一方,自然你好我好大家好,而專權、弄權者,下場往往很可悲。遠的有趙高、董卓、魏忠賢,近來有文強、許邁永等,都曾權傾一方,風光一時,最終無不被權力吞噬。那位被雙規落馬的開封市長就曾對友人感歎:官員的權力太大了,權力猛於虎!還沒等這位年輕的市長找到控製這頭猛虎的法門,他自己就已經被猛虎反咬一口,落了個傷痕累累,身陷囹圄!
吊詭的是,處在腐敗重災區的開封恰恰是中國廉政文化的發祥地之一。著名的包青天的故事,就發生在開封,老包鍘美、陳州放糧的故事,通過戲劇、影視一代代流傳,已經深入人心。名揚天下的包公祠,如今還是開封一個重要的旅遊景點。這座祠堂,始建於金朝,屢毀屢建。如今的包公祠規模稱得上宏大,包公塑像前設有跪拜墊,不少遊客還對這位清官代言人行跪拜之禮,足見包拯在人們心目中的分量。包公曆元明清而威望日增,是包公的幸運,卻是時代的不幸—一個不需要青天的時代,才是真正的好時代。
包公為官清廉,還將清廉觀傳諸後人。他生前特意定製家訓碑,碑文寫道:“後世子孫仕官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段之後,不得葬祖墓之中。不從吾誌,非吾子孫。”這家訓碑不僅福及子孫,更反映了古今家族觀念的異同。在古人看來,家是一個悠長的過程,繼往開來,延綿不絕,“祖墓”與“子孫”都是家庭的一部分。如果做壞事喪天良,死後便不能歸葬祖墓,成為孤魂野鬼。如今的官員,都改信了唯物主義,隻管眼時過得風光富足,哪裏還顧及子孫後代?對天地神靈也全失了敬畏,壞事做絕禽獸不如依然道貌岸然。出入廳堂,上得講堂,場麵上的官話、空話、套話講得冠冕堂皇,事實上連做人的底線都沒有了。包公祠裏龍頭鍘刀的寒光,在膽大妄為的貪官們看來,也早成了愚弄百姓或遊客的道具而已。
擺脫對權力的迷戀與崇拜,是開封人迫切需要麵對的問題。隻是,在當今全國都在強化權力,權力在資源配置中的地位越發高大時,想讓開封獨善其身,恐怕太難為古都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