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學者曹錦清在寫作《黃河邊的中國》時，就感受到了開封人對權力的超級迷戀。他通過調查走訪總結道：“內地知識分子，官欲特熾，小小的一個教研室主任，可以爭個頭破血流，更不必說係院主任之職了。若有機會往縣、市、省的官場跑，更是義無反顧，競奔逐走。”他還拿沿海和內地知識分子進行對比：“改革開放，沿海城市中的知識分子，一可下海經商，二可出國，發財機會比內地多些，不必全往官場擠。內地發財機會相對少些，故而都想往官場跑，形勢使然。”作為社會精英的知識分子尚且如此，社會大眾更是華山一條路，萬眾一心來擠官場獨木橋。為了擠上這座人滿為患的小小橋梁，請客送禮，行賄索賄、出賣色相、出賣人格……手段花樣翻新，無所不用其極。
從權力誕生的那一刻起，就存在對權力的約束，貴為大唐天子的李世民，就清醒地認識到皇權與庶民的舟水關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善用權力，造福一方，自然你好我好大家好，而專權、弄權者，下場往往很可悲。遠的有趙高、董卓、魏忠賢，近來有文強、許邁永等，都曾權傾一方，風光一時，最終無不被權力吞噬。那位被雙規落馬的開封市長就曾對友人感歎：官員的權力太大了，權力猛於虎！還沒等這位年輕的市長找到控製這頭猛虎的法門，他自己就已經被猛虎反咬一口，落了個傷痕累累，身陷囹圄！
吊詭的是，處在腐敗重災區的開封恰恰是中國廉政文化的發祥地之一。著名的包青天的故事，就發生在開封，老包鍘美、陳州放糧的故事，通過戲劇、影視一代代流傳，已經深入人心。名揚天下的包公祠，如今還是開封一個重要的旅遊景點。這座祠堂，始建於金朝，屢毀屢建。如今的包公祠規模稱得上宏大，包公塑像前設有跪拜墊，不少遊客還對這位清官代言人行跪拜之禮，足見包拯在人們心目中的分量。包公曆元明清而威望日增，是包公的幸運，卻是時代的不幸—一個不需要青天的時代，才是真正的好時代。
包公為官清廉，還將清廉觀傳諸後人。他生前特意定製家訓碑，碑文寫道：“後世子孫仕官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段之後，不得葬祖墓之中。不從吾誌，非吾子孫。”這家訓碑不僅福及子孫，更反映了古今家族觀念的異同。在古人看來，家是一個悠長的過程，繼往開來，延綿不絕，“祖墓”與“子孫”都是家庭的一部分。如果做壞事喪天良，死後便不能歸葬祖墓，成為孤魂野鬼。如今的官員，都改信了唯物主義，隻管眼時過得風光富足，哪裏還顧及子孫後代？對天地神靈也全失了敬畏，壞事做絕禽獸不如依然道貌岸然。出入廳堂，上得講堂，場麵上的官話、空話、套話講得冠冕堂皇，事實上連做人的底線都沒有了。包公祠裏龍頭鍘刀的寒光，在膽大妄為的貪官們看來，也早成了愚弄百姓或遊客的道具而已。
擺脫對權力的迷戀與崇拜，是開封人迫切需要麵對的問題。隻是，在當今全國都在強化權力，權力在資源配置中的地位越發高大時，想讓開封獨善其身，恐怕太難為古都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