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的本質是勞動生產率水平的不斷提高，而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的載體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工業革命後，發達國家經濟快速發展，就是因為工業革命後技術創新的速度加快，而且新產品、新產業不斷湧現，附加值越來越高。這是發達國家工業革命後，率先實現現代化的重要原因。
從19世紀中葉至今，發達國家人均收入年均增長2%，加上1%左右的人口增長，發達國家的平均增長率為2%—3%。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都依賴於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可快於發達國家，因為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方式不同於發達國家，工業革命後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均處於世界最前沿和最高水平，因此其技術創新等於技術發明，產業要升級也必須依靠自己發明。發明的新產品或新技術，如被市場接受，就擁有巨大市場，回報率就非常高，一本萬利。但發明的投入大，風險也高，且大部分發明不成功，可謂“一將功成萬骨枯”。
何為“創新”？下期生產的技術水平高於現在，就是創新。不必是最前沿的技術，可以把發達國家已經成熟的直接拿來用，隻要比現在好，就是創新。升級也如此，隻要下期生產的產品附加值高於現在的產品，就是升級，可以引進其他國家已經成熟的產業，這可以降低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成本和風險。這個可能性在經濟學上被稱為“後發優勢”，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懂得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差距，加速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成本低，風險小，發展速度就快於發達國家。
改革開放後，我們充分利用後發優勢，經濟快速增長。目前，我們已連續35年快速增長，“後發優勢”的潛力還有多大？如何衡量後發優勢的潛力？我覺得一個好的指標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收入水平與高收入國家平均收入水平的差距。一個國家的平均收入水平反映的是該國平均勞動生產率水平，而平均勞動生產率水平反映的是該國的平均技術和產業水平。利用這一衡量指標，按購買力平價計算，2008年我們人均收入是美國的21%，相當於日本1951年與美國的差距水平，新加坡1967年與美國的差距水平，我國台灣1975年與美國的差距水平，韓國1977年與美國的差距水平。東亞經濟體利用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差距的後發優勢，日本從1951年開始，維持20年平均每年9.2%的增長。新加坡從1967年開始，維持20年平均每年8.6%的增長。我國台灣從1975年開始，維持20年每年8.3%的增長。韓國從1977年開始，維持20年平均每年7.6%的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利用這一技術差距的後發優勢已35年，但起初我們水平低，2008年時我國與美國的差距水平也僅是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我國台灣1975年、韓國1977年與美國的差距水平。他們利用後發優勢可以實現20年7.6%—9.2%的增長。所以，我認為從2008年開始，從後發優勢的角度看，我國還有20年平均每年7.6%—9.2%的增長潛力。
如這個潛力能挖掘出來，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要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的目標就能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十年要翻一番，年均增長率應是7.2%。由於我國2011年增長率是9.3%，2012年為7.8%。所以，從2013年到2020年這8年，增長率隻要6.8%，國內生產總值就可以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當前我國人口增長率大約為0.5%，城鄉居民收入要翻一番，考慮人口增長因素，增長率應為7.3%。我們有8%的增長潛力，隻要我們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規劃，全麵深化改革，並利用好財政、居民儲蓄、外彙儲備等有利因素來進行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在升級過程中充分利用技術和產業的後發優勢，實現年均7.3%的增長是完全有可能的。
2010年我們城鄉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是4400美元，到2020年翻一番，應該是8800美元。如我們維持每年7.3%的增長，意味著我們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快速提高。在此狀況下，人民幣會繼續升值，如考慮人民幣升值的因素，到202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很可能達到12700美元。按照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指標，一個國家如果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2700美元，就屬於高收入國家，這一收入水平我相信如果2020年沒達到，2021年，最晚2022年可以達到。也就是以習近平同誌為總書記的這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將為我國從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打破“中等收入陷阱”，變成高收入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奠定堅實的基礎！
（作者為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