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向古典的溫暖教化
——陳力嬌小小說藝術論略
林超然 張天舒
陳力嬌是彌漫著中國傳統文化風味的抒情作家，閱讀者會自覺身在古典美學的叢林之中。她的小小說總有一種肯定性力量，熱衷於寫希望，她的文字總試圖告訴我們這個世界很值得好好地來一回，美美地活一回，人不該隨便對生活發脾氣。陳力嬌堅定地遠遠避開個人化寫作範型，她的聽眾總有一個“集體”的定語；她同樣堅定地避開意識形態寫作套路，但不固執地去寫底層百姓的“病相”，而是端詳他們的生命奇跡。她不是讚歌式的寫家，當然不回避世事的艱辛、人情的冷暖、命運的捉弄，她的小說之所以每有撥雲見日的情節，一是因為很多時候這正是生活真相，二是現代人照例要經曆周而複始的世事廝殺，他們更需要的不是帶血的利刃而是療傷的良藥。她的作品最終會執著地選擇一種美來輝映，這源自作家天性中將心比心的敦厚與關切。
一、溫暖敘事
陳力嬌曾先後在京滬兩地的頂級文學殿堂進修過，多年來她本人始終能夠做到對西方文藝理論手不釋卷，應該說對現代派手段決不陌生，但她要做的是毅然決然地繞開而不是尾隨，比之鬥爭她更傾向於和解，比之破壞她更傾向於建設，比之崇高她更傾向於優美，比之批判她更傾向於詩化。當代西方小說大都是作為一種“否定話語”存在的，“在與社會和法定文化的關係中，小說取反對立場”[1]。熟諳其道的陳力嬌卻一往無悔地走上了另一條路。
《藍天下》標題即有陽光的味道，是張開雙臂隨時準備擁抱的姿勢。小說像一首抒情詩，更像一縷和風，帶給人的是天鵝絨般綿軟、熨帖的感受。“拿破侖”是個矮小、謙和、快樂、熱情的中年男人，職位很低、收入一般的他不論是見到女市長還是普通百姓，都會老遠就“輕輕舉起右手，說聲你好”，並且從不苛求別人的回應。作家特別設計了一個角色雲朵朵，她是事件的見證人，也是故事的重要參與者。一次她跌倒了，正巧路過的“拿破侖”鼓勵她疼也要爬起來。平素見到女市長躲著走，對人對事都覺乏味的她這一日“心裏不免有些溫暖，冰冷的世界有一句問候，有一把攙扶，感覺就是特別”，並且還情不自禁地“輕輕舉起右手，說聲你好”。這篇小說有一種撲麵而來的浪漫氣質，也幾乎有著陳力嬌全部小說的抒情基調和母題。
《天若有情》表麵看是個情感故事，但是它的體式卻是特別出奇，中國傳統的情感敘事在陳力嬌的筆下走出了呆板，如一麵鏡子讓我們發現原來它的反麵也能照徹人心。快樂的阿粉在哥哥阿法的“逼迫”下去照顧一個已處彌留之際的老人，直到看見母親墳旁的新墳，哥哥才告訴阿粉，老人一生住在郊外，就是為了守護他們二十年前因生阿粉難產去世的母親，阿法又拿出一張DNA檢測單，上麵有阿法的簽字，證明阿粉和老人有血緣關係。小說到這裏結束，留下餘白讓讀者齒唇留香，悄然頓悟。原來世上竟有如此的戀情，原來阿粉與哥哥是同母不是同父，阿粉是母親和另一個人的私生女，而阿法原本壓抑的戀情也最終得以圓滿和升華。
作家想告訴我們：情愛是美麗的，在有情人的眼裏，它會衝破阻礙完成自身和世界的聯結，贏得相應的承認而得以存活。對阿法來說，天下的愛情都不能用愛它和恨它簡單劃分，他的眼中隻有偶爾越界的人，而沒有善與惡、好與壞的森嚴壁壘。而為母親的情人送終，是否背叛了自己的父親？阿法顯然超越了這個拘囿。在阿法的心裏，一切來自大愛。在這裏我們看到了陳力嬌的用心良苦，她用了不到2000字，用人情投影用深厚愛意小心驅逐了原初的蒼涼。
《爸爸，我是卡拉》寫的是人們在患難中的相互攙扶。住在後樓和五歲女兒相依為命的程甫得了夢遊症，每晚把女兒扔在家中一個人到大街上沒緣由地走，因為妻子攜著一百萬與人私奔了，他的精神受了刺激。兩個鄰居擔負起了挽救他的使命，他們用了許多辦法也未能湊效，最後想起他的女兒敏兒並教給敏兒一句話“爸爸，我是卡拉”。一句普通的話讓夢遊者大夢初醒，他向著女兒揚起了手臂。因為他心中的卡拉，死而複生。原來他妻子的名字就叫卡拉。陳力嬌交給我們這樣一個謎底：相較於其他，真情更該是人們終極的追求。
小說是一則清潔靈魂的隱喻和傳奇，夢遊者迷亂的心智和清醒後向女兒（即生活）揚起的手臂被作家老老實實地寫下來，不用先鋒與現代，敘述未雜任何裝飾，內容與主旨卻本自天然地搖曳多姿。“隨著大眾媒體包圍、滲入我們的整個生活，媚俗就成了我們日常的美學與道德。直到不久以前的時代，現代主義還意味著一種反對固有觀念與媚俗的保守主義的反叛。今天，……現代性已披上了媚俗的袍子。”[2]陳力嬌因為蔑視一種媚俗而走向一種脫俗。
在《汪曾祺自選集·自序》中曾有“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3]之語，這是汪曾祺的夫子自道，當然也是他的一種自謙。很多人太願意把“和諧”與“深刻”對立起來，其實這並不合適。和諧展示了主客體在實踐中經過碰撞所實現的平衡、統一，是完美形式和內在本質的無間交融、渾整一體，深受傳統文化濡染的中國人一定不要忘記和諧其實是一種更接近人類終極理想的大深刻，甚至就是最後的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