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陳洪時提出的這一建議，與會者們覺得既然否定了書記關於省委機關轉入安源的這條建議，現在又要反對符合實際的分兵兩路方針，於情麵上說不過去，於是都表示了同意。
就在省委特務隊從太平山開出，譚餘保和劉發雲離開之後，相隔了10餘天，陳洪時又將留在太平山的省委負責幹部作了新的調整：劉炳高和曠進媛潛往萍鄉做白區工作，王用濟去攸、萍邊界。省委機關隻留下陳洪時和龍承緒，還有譯電員、醫生及部分特務隊戰士，總共不上50人。
陳洪時在順利地走出一步小“棋”後，於1935年6月上旬帶著龍承緒、張運秀及譯電員、醫生等12人，離開太平山轉到了萍鄉與攸縣臨界的蛤蟆山。在山外的陳家村，陳洪時找到了少年時結拜的義父陳正祥，通過這名富紳去了萍鄉，與國民黨萍鄉縣縣長、五省“剿匪”西路軍行營保安司令危宿鍾接上了聯係。
6月12日，在危宿鍾派員的迎接下，陳洪時所率的11人，攜帶著隨身武器、密電碼、軍用地圖、省委公章，來到萍鄉縣城，向國民黨當局“投誠”。大喜過望的危宿鍾組織了上千人在大街上迎接，隆重得不得了，鞭炮放了好幾籮筐。
一個共產黨的省委書記自動“棄暗投明”，歸降政府，這件事足以讓湘贛兩省政府和5省“剿匪”總部熱鬧一陣子。6月13日，湖南《民國日報》以特大版麵刊出報道：“偽中央委員、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湘贛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陳洪時，決心參加鏟共，於昨由赤區來萍向政府投誠。又雲將不日赴省向何主席（鍵）呈報共黨總崩潰情形和鏟共計劃。”6月14日的《中央日報》也刊發了同樣內容的重大報道。
遠在南京的蔣介石接到何鍵的電訊報告，喜不自勝，當即寫一手令：“歸順立功，準其任招撫專員。”6月15日，何鍵從長沙派出豪華專車，將陳洪時接到省城，在省政府設宴款待並召開新聞發布會。
依然是國民黨飛機天女散花般地撒下傳單，包括陳洪時在長沙新聞發布會上的清晰照片，幫助湘贛紅軍掌握到陳洪時已經叛變投敵的信息。1937年7月初，湘贛省蘇維埃政府主席譚餘保將剩餘的300多人帶到蓮花棋盤山，在山上召開幹部緊急會議。會議決定撤銷原湘贛省委、省蘇和省軍區，成立湘贛臨時省委、省軍政委員會和遊擊司令部。譚餘保任臨時省委書記兼軍政委員會主席。幹部們提出，陳洪時一定會帶領敵軍瘋狂地進攻紅軍遊擊隊，會議針對性地製定了“隱蔽目標、分散遊擊、保存實力”的遊擊方針，運用井岡山“十六字訣”在棋盤山一帶打遊擊。
正如譚餘保等人的分析，在遠離棋盤山數百裏的萍鄉縣城“江西第二行政督察專署兼保安司令部”，新任的“招撫專員”陳洪時用了幾天時間，專心至致地製定了“清剿計劃”。內中有5條針對紅軍遊擊隊活動特點的“搜剿要略”，其戰略的新穎性是國民黨軍指揮官所想不到的。這一計劃有3600字，專門呈給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何立即批轉給駐於湘贛邊的7個國民黨師部，飭令“各部須按‘要略’實行剿擊，決不讓赤匪殘餘再次豕突漏網”。
同年7月中旬，陳洪時從萍鄉來到蓮花縣城，協助指揮敵第六十三師、第七十七師對棋盤山紅軍遊擊隊的“剿擊”。
紅軍遊擊隊在譚餘保、曾開福等人的指揮下，分為7支小隊伍，散開在棋盤山方圓百裏的山區，展開艱難至極的遊擊戰爭。
悽慘末路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的槍炮聲，震撼著中華大地的每一個角落，給中國政局帶來激變，也給國共兩黨帶來了重新合作抗日的變化。
繼中共中央同意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之後，同年8月，國共兩黨又決定將南方8省的遊擊隊統一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中共中央很快指示尚在南京談判的博古，派顧玉良赴江西尋找項英、陳毅。
這種在民族危難時出現的化敵為友的突變，是陳洪時無論怎樣都料想不到的。這個投敵後兩年來為“剿擊”湘贛邊紅軍遊擊隊，竭盡全部努力的大叛徒，感受到政治上的尷尬和心靈的不安。
顧玉良持著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的親筆信，在南昌找到江西省保安司令熊斌，熊派上校總幹事——陳洪時陪同顧去吉安，因為隻有他認識陳毅。“陳總幹事”推托不了，硬著頭皮答應下來。在吉安青平巷見到陳毅時，陳洪時翕動嘴唇打起招呼：“陳……陳毅同誌。”陳毅將目光狠狠地落在對方臉上，用難以抑製的憤懣說道：“原來是陳洪時先生喲！你的同誌在哪裏？你不是當上了上校專員嗎？”這時候的陳洪時神情狼狽得很，滿臉愧色地囁嚅著，不知道怎樣回話。陳毅對極為窘迫的陳氏說了一聲“告辭”，鼻頭裏哼了一聲轉身就走，將羞愧難當的對方晾在一旁。接著不久，陳毅來到南昌與熊斌討論新四軍改編事宜，看見陳洪時在場，便指示我方人員提出抗議。熊斌隻得讓陳洪時黯然退場。
1939年春，周恩來在江西省政府會見省主席熊式輝，於公共場合碰上了陳洪時。陳紅著臉對周恩來按蘇區中央局時期的稱謂叫道：“周書記。”周恩來沒有作答，隻是目光藐視對方，表情平淡地說：“哦，陳先生啊。”陳洪時聽了感到很不好意思，無趣地走開了。
使陳洪時內心受到痛苦折磨的，不僅僅在常常遇到的共產黨人麵前自覺顏麵掃地、抬不起頭來，就是在國民黨方麵，他也感受到周圍有一種遭人另眼看待、鄙夷中帶著戒備的目光。上峰對他的任用也是有限度的。1938年10月，陳洪時雖然升任為江西省遊擊指揮部少將副總指揮，兼江西省情報總站副主任，但他並不能調動一個班、一個排。其行政待遇也達不到少將軍銜，薪金套的是上校職務。陳洪時更為傷心的是，他多次要求調離江西，更換一下環境，以擺脫長時間罩在心裏的陰影，可上峰一直未加理睬。1939年10月，江西省政府對陳洪時的安排，仍然在公署專員的定位上，調任江西第十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在共產黨方麵是堂堂省委書記，到了國民黨這邊拚死拚活地幹了兩年多，仍舊停留在這樣的水準上，陳洪時心裏實在開朗不起來。
1940年5月中旬的一天，陳洪時奉命急赴靖安縣塘埠，參加湘鄂贛邊區第二挺進隊司令部召開的緊急會議，於半路從奔馳的馬上跌在地麵，雖然不見皮破流血，但跌得不輕，許久才清醒過來，捂住胸口想嘔又嘔不出。陳洪時強撐著參加了會議。回到第十區保安司令部所在地靖安縣邱家街，他就病倒了。整個一個多月當中，陳洪時雖服用了大量跌打草藥，但病情卻越來越重，常常口吐鮮血。他還去了奉新的上富鎮治療了20多天，可仍未取得相應療效，於同年9月初在上富鎮病故。此時的贛東北處在日軍漸漸逼近的戰爭前夕，隻得將他的靈柩解運回萍鄉。
陳洪時的靈柩在家裏停放了一個多月。其中的原委是很尷尬的：陳家希望由當局舉辦一個很有規模的葬儀，由省政府和省保安司令部派要員主持。可是省府以“戰爭期間，一切應簡”為由，一直未派人來。陳家人等得失望，隻有將靈柩下葬。
陳洪時以其36歲的本可大有作為的年齡，從一座革命的山峰走到另一座反革命的山頭，最終跌落在山腳下……○
責任編輯 萬 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