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博古對第四次反“圍剿”的總結
爭鳴篇
作者：曹春榮
1933年7月24日，中共中央總負責人的博古，在瑞金召開的中央一級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題為《為粉碎敵人的五次“圍剿”與爭取獨立自由的蘇維埃中國而鬥爭》的報告。報告分五個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是“四次‘圍剿’的總結”。如嚴格按語法表述，這部分內容實際上是對第四次反“圍剿”的總結。雖然，用博古的話來說，這隻是粉碎四次“圍剿”中“我們工作的一般的簡單的總結”，但我們還是不難從中得到一些並不一般的簡單的信息和認識。
第四次反“圍剿”前後的嚴峻形勢
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與前三次反“圍剿”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在敵方，“圍剿”曆時之久，範圍之廣，投入的兵力、財力、物力之多，戰略戰術之變，均大大超過了以前；其先折損鄂豫皖、湘鄂西蘇區，再取中央蘇區的策略，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實現。在我方，紅軍和蘇維埃政權驚人的生長與勝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成立，為反“圍剿”提供了更堅實、強大的基礎和保障，造成了更廣泛、深入的群眾動員，建立了更統一、有效的指揮和協調。所有這些，都大大優於以前。
另外，中共臨時中央於1933年1月遷入紅都瑞金，與蘇區中央局合並組成中共中央局；1932年10月寧都會議後，毛澤東失去了對紅一方麵軍的指揮權，也就無由參與對第四次反“圍剿”的領導，這也是以前未曾有過的新情況。在沒有毛澤東指揮的情況下，第四次反“圍剿”竟也取得了空前偉大、令蔣介石傷心透頂的勝利。這是何等鼓舞人心啊！“而這個勝利更使中國的革命形勢尖銳化與緊張化起來”。於是，接下來的第五次反“圍剿”，就將是“殖民地中國與蘇維埃中國兩條道路決戰的一幕”。
為了取得新的決戰的勝利，對第四次反“圍剿”作一個總結，從正反兩方麵為決戰提供借鑒，以便再接再厲，自然是順理成章之事。誠如博古自己所說：“當我們現在已經勝利地完全粉碎了四次‘圍剿’之後，我們應該冷靜地仔細地來把這個時期的經驗與教訓總結一下，這個總結是十分必要的，特別正當敵人今天瘋狂般地準備新的絕望的五次‘圍剿’的時候。”由此可見，博古沒有被勝利衝昏頭腦，更沒有得意忘形、目空一切。
第四次反“圍剿”的主要經驗
博古對第四次反“圍剿”的總結，是從分析擊破四次“圍剿”的基礎入手的。他開門見山地指出，我們依據的基礎、亦即勝利的條件有四個：
“第一，當然是由於工農紅軍的英勇善戰以及我們在紅軍建設上的大踏步的前進”，紅軍走上了“正規的常勝的鐵軍的道路”。表現在遊擊隊習氣的逐漸克服，戰略戰術指揮的更新，政治機關的加強，黨在軍隊中的骨幹的建立，以及新的部隊的大量增加等。
第二，“就是蘇區勞苦群眾積極性的增高，一切奉獻於戰爭的熱忱”。成千上萬的工農群眾，一方麵熱烈自動地參加紅軍，願以生命捍衛紅色政權；另一方麵積極借穀、退還公債、節省糧食和開支，同時搞好農業生產，來支持革命戰爭。
第三，是蘇維埃運動和紅軍還得到了國民黨區域（即白區）千百萬勞苦群眾的擁護。例如，紅四方麵軍在向陝鄂邊和四川的遠征中，得到農民暴動、士兵嘩變的響應，巴中縣城的占領，也有四郊農民暴動的功勞。又如上海工人用盡一切方法來擁護紅軍，包括反對國民黨當局征收“剿赤”捐，發起捐獻一個銅板為紅軍購買飛機的群眾募捐，組織對過往紅軍的歡迎活動，抵製黃色工會提出的組織剿共“義勇軍”提議等。
第四，“不能不說黨的布爾什維克的正確領導是這個勝利的重要先決條件”。這種正確領導，體現在堅決開展了反對以“羅明路線”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以及黨的工作方式的改善與黨員群眾的積極化。
顯然，博古主要是從政治層麵分析第四次反“圍剿”勝利的基礎、條件的。一般而言，除第四條有些讓人費解、甚至反對外，其他三條還是實事求是、頗能服眾的。不過，對當年紅軍的正規化建設的是非功過，後人卻有不一樣的評判。否定者說，紅軍正規化是“左”傾錯誤路線在軍隊建設上的反映，是跟毛澤東的遊擊戰爭思想唱反調的；強調紅軍正規化，取消了紅軍籌款和做群眾工作兩大任務，使紅軍成了單純打仗的機器。肯定者說，紅軍正規化是紅軍從數量擴張向質量提升發展的必由之路，它大大提高了紅軍在現代化戰爭條件下的軍事素質和戰鬥力，這在第四次反“圍剿”中得到了初步驗證。
筆者無意於就上述看法進行分析論辯，倒願意翻開當事人當年的言論來說明問題。先看看毛澤東在二蘇大會報告中的有關論述，他在“兩年來蘇維埃各種基本政策的設施”部分，談到蘇維埃的武裝民眾與建設紅軍時說：
“首先是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建立，統一了全國紅軍的領導，使各個蘇區各個戰線的紅軍部隊，開始在統一的戰略意誌之下互相呼應與互相配合的行動起來，這是由散漫的遊擊隊的行動進到正規的與大規模的紅軍部隊的行動的重要關鍵。兩年以來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著全國紅軍，主要是中央蘇區紅軍，進行了光榮的勝利的戰爭，粉碎了敵人的四次‘圍剿’，並且取得了反對五次‘圍剿’的第一步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