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贛省委書記陳洪時的叛黨末路
百態人生
作者：肖先彬
陳洪時，江西萍鄉人，家境頗為富裕。20歲時考入武昌美術專科學校，在美專積極從事學運，成為骨幹，遭到警方逮捕。武漢黨組織費了很大氣力將這位頗具才幹的青年營救出獄，由中央派送到莫斯科學習。期間，陳洪時加入中國共產黨並結識了王明、博古、張聞天等人，成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1930年陳洪時回國，由中央派到湘贛蘇區，先後任中共樂（安）宜（黃）崇（仁）中心縣委書記，萬（安）泰（和）縣委書記。1933年5月任中共湘贛省委代理書記、書記。令人遺憾的是，就是這樣一位頗具才幹的青年，卻最終在湘贛省委書記的任上叛變投敵，留下了千古罵名。
主政湘贛省委
湘贛蘇區，是在井岡山、贛西與湘東南革命根據地基礎上發展形成的紅色區域。在這塊橫1070裏、縱910裏，人口逾百萬的根據地中，黨、政、軍、財、文各方麵的建設頗具特色，黨在這裏締造了中國革命的生力軍之一——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團。湘贛蘇區不僅是中央蘇區重要的戰略側翼，在戰略上和軍事上直接配合中央蘇區的鬥爭，而且起到了連接中央蘇區與湘鄂贛蘇區的樞紐作用。
紅六軍團原本是一支善於運用遊擊戰術在運動中殲敵的紅軍部隊，然而從第五次反“圍剿”一開始，博古就將紅軍的作戰指揮權交給毫無紅軍戰爭經驗、隻是在德國打過攻城巷戰的洋顧問李德。李德的與強攻之敵打陣地戰、以堡壘對堡壘的瞎指揮，在湘贛蘇區也得到推行。紅六軍團被迫執行了“短促突擊”“陣地防禦戰”等自毀優勢的戰術，導致了金華山、鬆山等戰鬥的失利，紅軍的實力遭到令人痛心的損失。到了1934年5月底，紅軍隻能在方圓八九十裏的狹小範圍內騰閃挪動，省委和省蘇維埃政府機關被迫轉移到永新牛田與泰和津洞一帶。眼看紅軍處在四麵被圍、處處挨打的危局當中，卻又不能改變消極防禦的戰略戰術，這使得省委書記任弼時、紅六軍團軍團長蕭克等人苦惱不堪。
7月23日晚，中共湘贛省委與紅六軍團軍政委員會終於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關於紅六軍團撤離湘贛省蘇區，突向湖南中部開創新蘇區的訓令。任弼時、蕭克與王震等人，讀了電令後非但沒有心情上的振奮，反而被一係列新的憂慮所困擾。對於一個經營了5年整的省級蘇維埃政權，能夠說走就走嗎？有多少的問題需要考慮啊！
第二天上午，在牛田圩後街戒備森嚴的關帝廟內，由任弼時主持召開了十餘人的會議。與會者除了湘贛省委常委外，還有紅六軍團和省軍區的主要軍政首長。會議傳達了中央的“七二三訓令”，對若幹重大事項作出決策。其中一項是重組湘贛省委班子，任命陳洪時為省委書記，譚餘保任省蘇主席，彭輝明任省軍區總指揮，留下來領導湘贛蘇區的革命鬥爭。年僅24歲的陳洪時，由此開始擔負起主政湘贛省蘇區的重任。
一切事情是那樣的突然和行動神速。紅六軍團3個師從8月3日起，陸續進入軍團指揮部指定的位置。三天之後，軍團將士9758人從遂川的橫石踏上了西征湘南的征途。
湘贛紅軍遭受重創
新任湘贛省委書記陳洪時，搬進了任弼時“任胡子”原來辦公的老祠堂。在忙完了對黨政領導機構的調整充實後，陳洪時把注意力放到了軍事上麵。此時，留在湘贛蘇區的紅軍也有一定的實力。省軍區下轄5個獨立團和軍區直屬隊，加上5個軍分區的機關武裝，總兵力超過了6000人。陳洪時的意見是將戰鬥力最強的獨立第五團和軍區教導營放在牛田以北的鄭家坊，在那兒修築工事和碉堡。省軍區總指揮彭輝明看了陳洪時在簡易地圖上畫出的位置，皺著眉頭以廣東口音說道：“到寄（這）個時候，還能打什麼陣地戰？我們修建的碉堡又有什麼用處？”
陳洪時聽後帶著怒氣又有些武斷地說道：“我說輝明同誌，到這種時候還要實行‘零散的遊擊主義’？這本身就是一種驚慌失措的表現！設立陣地與敵人鏖兵對壘，有什麼不對？仗就得這樣打下去！”
彭輝明的嘴邊浮現出一絲苦笑，聲音不高地回道：“執行省委的指示吧。”
陳洪時滿意地點點頭，又對霞溪、白泉山等地的陣地防禦，談了指示性的意見。
顯然，陳洪時仍然采取了過去“純粹防禦主義”的一套，主張紅軍與進攻之敵大打陣地防禦仗，等待主力紅軍的回師。
這時候的湘贛省委，仍有電台與紅六軍團保持聯係。8月22日，紅六軍團在郴州擊敗湘敵1個師的捷報，通過電訊傳到了陳洪時那裏，他向省委秘書長龍承緒揮手布置：“送到報社去！”第二天一早，套紅的油印號外《郴州大捷》出版了。8月26日，紅六軍團一舉攻占新田縣城，擊潰四五倍於己的湘桂之敵。陳洪時見到省委電台抄收的電報後，神采飛揚地傳令：“召開祝捷聯歡晚會，叫軍區劇團的人全部來跳蘇聯紅軍舞！”
彭輝明等人擔憂的情形終於發生了。9月下旬，國民黨軍通過各種途徑弄清了湘贛蘇區現有的紅軍情況，知道湘贛省“赤區”的軍政首腦機關設在永新牛田，遂派第六十二、六十三兩師向牛田至津洞一帶撲來。10月12日起，天上有飛機投彈、地麵有炮火轟擊的敵人，在鄭家坊、霞溪幾處陣地發起猛攻。10月13日這天，獨立第五團就打退了敵人的3次衝鋒。由省蘇維埃政府組織的“難民搶修隊”，點著鬆明火把連夜搶修壕溝工事，設置檑木滾石。獨立第五團堅持到14日中午，絕大部分壕溝工事已被炸塌，耗費了大量人力修起來的十幾座碉堡，也被敵人炮彈炸掉，各處陣地的紅軍都是死傷慘重，所剩的彈藥也不多了。彭輝明對這種完全與優勢敵人拚消耗的戰鬥大為惱火，一個勁地罵“打什麼蠢仗、瞎仗”！在沒有經過陳洪時同意的情況下，傳令各防守部隊撤出戰鬥。陳洪時對軍區總指揮的“違令”感到無可奈何。他曾兩次到火線親眼所見紅軍在防禦陣地上的劣勢，目睹了部隊付出的慘重代價，明白為避免紅軍在陣地上覆滅，撤出戰鬥是必然的。
10月15日，湘贛省委決定放棄牛田、津洞被敵人圍困的區域，將剩餘主力和全部機關轉入山區，於10月31日進入武功山的長源頭、蘆台村。不到半個月，國民黨軍就偵知了湘贛省委、省蘇機關的所在位置，遂派第五十三師兩個旅在蓮花、安福保安團配合下，從幾個方向實行圍攻。經過半天極為激烈的戰鬥，紅軍的工事全部被摧毀，前沿陣地的部隊傷亡過半，又是彭輝明對陳洪時板著臉說道：“再不撤就全部完了！”陳洪時這才點頭“嗯”了一聲。
1935年春節後幾天，陳洪時、彭輝明帶著隻剩下2000多人的部隊，從武功山的雙園坪來到蓮花北陲的五裏山，在虎頭嶺一帶停駐下來。
湘贛蘇區的紅軍駐於五裏山，不久被蓮花保安團偵知，他們聯合萍鄉保安第四團共1800餘人，於2月17日向五裏山襲來。由於紅軍早就占據了虎頭嶺的製高點，這場反擊戰，紅軍以大大少於敵人的傷亡代價，殲滅犯敵400多人，繳獲了一批彈藥錢糧。然而令所有的紅軍官兵感到萬分悲痛的是，彭輝明在這場戰鬥中英勇地犧牲了。
虎頭嶺一戰也暴露了紅軍的駐地。擔負武功山“清剿”的國民黨軍羅霖第七十七師，急調其胡良玉旅，於3月6日在塘坑圍住了湘贛蘇區的紅軍。獨立第五團、第三團奮勇阻擊，掩護省委、省蘇機關的撤退。這次戰鬥又使紅軍減員數百，特別是僅有的一部電台也在戰鬥中損毀了，從此中斷了湘贛蘇區與中央和紅六軍團的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