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韓俄戰略合作而言，克裏米亞事件發生前，韓國政府在對俄多領域戰略合作方麵表現得頗為積極，克裏米亞事件後，韓國政府雖迫於美方壓力而選擇“站隊外交”，卻仍在實質上與俄羅斯保持半島安全與經貿領域合作，且有深化的趨勢。從政治與安全角度著眼，樸槿惠在2013年9月出訪俄羅斯後，又於同年11月與到訪的俄羅斯總統普京共同發表了《首爾聯合聲明》，雙方決定加強政治與安全領域的高層對話，進一步活躍韓國青瓦台國家安全室與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間的例行對話等有關協商機製。關於半島安全問題，雙方明確表示“不能容忍平壤方麵堅持的核與導彈開發路線。”⑤2014年3月克裏米亞事件後，韓國政府雖在對俄“政治投入”上有所顧忌，卻深知俄羅斯之於半島問題的重要影響力。2015年2月，“六方會談”韓俄雙方團長就半島局勢和重啟“六方會談”方案等深入交換意見，一致認為有必要開展“試探性對話”（Exploratory Talks），為重啟“六方會談”鋪路。從經貿合作上看，樸槿惠總統在第一年任期內即促成了大量韓俄短期與中長期合作項目的簽署，涉及能源、鐵路、生物技術等多個領域。克裏米亞事件並未消減韓俄兩國的經貿交往，美歐聯手釀成的俄羅斯經濟窘境反而迫使俄羅斯選擇“新東進戰略”，這對樸槿惠政府而言是個難得的機遇。2014年11月，首批西伯利亞有煙煤經朝鮮運抵韓國浦項港，韓俄兩國的能源合作令美國在經濟上“孤立”俄羅斯的戰略圖謀大打折扣，這也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樸槿惠政府的外交功利主義。
通過求衡於美中俄三邊關係，樸槿惠政府巧妙吸收了其中的“外交營養”，從而獲取了較多的“夾縫”生存資源。值得注意的是，樸槿惠政府的這種外交“求衡”並非求得韓國對美中俄三大國外交效果的絕對平衡，而是具有相對性，美國仍是韓國“夾縫”外交戰略的偏重端。
樸槿惠政府“夾縫”外交的基本特征
樸槿惠政府的“夾縫”外交戰略頗具特色，與前政府相比，樸槿惠政府尤為注重對美中俄三大國外交支點的選取；注重對“夾縫”外交戰略靈活性的把握；注重對韓國國家利益的實效追逐，進而在“求衡”態勢下彰顯出非極端性、偏向性、靈活性和實效性的基本特征：
第一，非極端性。在對美中俄三大國外交支點的選取上，樸槿惠政府尤為注重回避戰略“極端”，尋求戰略“平衡”。樸槿惠執政後首先調整了李明博時代近乎“一邊倒”的親美外交路徑，采取了深化韓美戰略同盟與強化韓中、韓俄戰略合作這一“雙管齊下”的“求衡”戰略舉措。通過兩年多的一係列外交努力，韓國政府顯著提升了中俄兩國的外交位勢。尤其在對華關係上，正如樸槿惠總統指出的，“在深化和發展韓美關係的同時，也應將韓國同中國的關係升級為符合‘戰略合作夥伴’的水平。”⑥這一“求衡”舉措令樸槿惠政府從中俄兩國獲取了大量經濟利益和安全支持。
第二，偏向性。樸槿惠政府對美中俄三邊關係所追求的外交“平衡”並非絕對“均衡”或令韓國處於“中立”地位，而是相對平衡，其外交支點具有相對偏向性。樸槿惠執政以來的韓國“夾縫”外交戰略雖從總體上顯著提升了中俄兩國的外交位勢，但基於曆史與現實多重因素的考量，其外交重心仍然偏向於美國。近年來，盡管中俄兩國積極在多領域與韓國加強合作，韓國上下卻保持著經濟上“借力”中俄、安保上“依附”美國的思維慣性。從樸槿惠政府頂住美國壓力最終加入“亞投行”（AIIB），推遲向美移交戰時作戰指揮權，又頂住中俄壓力堅持與美國探討“薩德”（末端高空區域防禦係統，THAAD）部署問題的一係列舉動可以看出，中俄兩國之於韓國的“戰略”角色更偏重於經濟合作，而“韓美兩國的安保關係依然是核心部分。”⑦
第三，靈活性。在“夾縫”外交戰略手段的選擇上，樸槿惠政府尤為注重對外交靈活性的探尋。作為韓國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總統，樸槿惠的外交手段展現出“剛柔並濟”、“左右逢源”的特點。在同美中俄三大國積極開展經濟、軍事和科技等領域的“硬實力”合作基礎上，樸槿惠還大力推行“軟實力”外交。上任後出訪美中俄等國時，樸槿惠總統分別根據該國文化特征展開“時裝外交”，盡量用該國語言進行交流，表現出對上述國家文化的關心，並通過對口型公共外交來提升出訪效果。麵臨“站隊外交”選擇時，樸槿惠政府在迎合一方的同時，不忘通過高層對話作出解釋以安撫另一方的情緒，給國際社會留下“八麵玲瓏“的印象，這令樸槿惠政府明顯獲得了較前政府更多的外交靈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