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實效性。在對韓國國家利益的獲取上，樸槿惠政府尤為秉奉實效性原則。樸槿惠政府靈活選取外交支點的根本動力，在於有效獲取更多的政治、經濟及安全利益。以“亞投行”（AIIB）和“薩德”（THAAD）問題為例，在巨大的經濟利益吸引下，韓國最終還是“順應了全球性趨勢”⑧，宣布加入“亞投行”，關於這一決策，其政府發言人曾表示：“在主要歐洲國家決定加入後，我方的壓力減小了。為了國家利益，我們必須加入AIIB。隻有成為創始會員國，我們才能最大化地實現國家利益。”⑨而在“薩德”爭議中，韓國外交部同樣表示“會在國家利益最大化時表明立場。”⑩由此，韓國政府儼然扮演著立場“拍賣方”的角色，正在視美中俄三大國代表所舉起的“利益價碼”來決定是否“一錘定音”。
啟示
樸槿惠時代，韓國政府在“夾縫”外交實踐中巧妙選取了對美中俄三大國的外交支點，使韓國政府在東北亞外交舞台上占據主動，這種賦有濃厚非極端性、偏向性、靈活性和實效性色彩的“求衡”戰略彰顯出一定的外交美學屬性。中國應從該戰略中得到如下啟示：
其一，樸槿惠政府適時調整“夾縫”外交戰略緣於國內外多重因素的綜合影響與製約，其中極為重要的因素是國家經濟利益的驅動，中俄兩國對韓國的經濟效能一旦喪失，韓國政府仍有可能為“國家利益最大化”而再度調整“夾縫”外交戰略。有鑒於此，樸槿惠政府的求衡外交模式在彰顯靈活性的同時，亦暴露出了不穩定性。事實上，樸槿惠政府近期一直在美中俄三大國間積極“打撈”外交實惠的行為已顯露出其真實的戰略意圖。
其二，中國政府近年對韓國的經濟投入總體上緩解了“天安號事件”後中國所麵臨的地緣政治壓力，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美國構築的“遏華”戰略體係。然而，韓國政府在戰略重心上偏向於美國的根本動因在於生存與安全問題，朝鮮當局近年外交與軍事行為的“模糊性”和“不規則性”實則助推了韓美關係的深化。由此，中韓關係能否獲得長足發展的關鍵，在於韓國安全隱憂的消解和朝鮮外交與軍事行為的“正常化”。
其三，樸槿惠執政以來的韓中關係雖發展迅速，卻仍存在“距離感”，這主要緣於韓國上下對中國的兩點疑慮。首先，中國崛起是否“曇花一現”，韓國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是否可靠，其次，是中國崛起過程中的國際角色問題—中國崛起究竟為韓國帶來更多的“公共產品”還是帶來更多的不穩定因素，欲打消這種長期存在的國際猜疑，需要中國政府和民眾“非灌輸式”、“淡赤化式”的宣傳努力所能實現。
（作者單位：內蒙古民族大學政法與曆史學院；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東北亞地緣政治局勢新變化與中國的戰略應對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3AGJ003）
【注釋】
①參見韓國《中央日報》有關“夾縫生存”的報道或評論。[韓]金東振：《韓中國民矛盾是“成長之痛”，需用鼓勵和關懷去化解》，2008年9月17日；[韓]盧素英：《中國致力“軟實力”，韓國的現況呢》，2010年1月18日；[韓]劉智惠，柳成雲：《夾在美中俄之間的韓國應拋棄滿足所有人的念頭》，2014年4月16日；[韓]劉智慧：《樸總統：沒必要對夾在大國之間抱消極態度》，2015年4月1日；[韓]司空壹：《洞悉世界國家才能存活》，2015年4月6日。
②所謂“4D”，是指Defence（防禦）、Detect（探知）、Destruct（瓦解）和Destroy（破壞）。
③Jeon Han & Yoon Sojung， "President Park's U.S. trip upgrades Korea-U.S. economic cooperation"， May 16， 2013.
④“韓中FTA能否成為韓經濟突破口”，[韓]《朝鮮日報》，2014年11月11日。
⑤“韓俄首腦舉行會談 商定為維護半島和平開展合作”，韓聯社，2013年11月13日電。
⑥“樸槿惠‘為發展韓朝關係會同朝鮮領導人會麵’”，[韓]《中央日報》，2012年11月6日。
⑦[韓]高貞愛：“韓國將逐漸依賴中國 但與美國安保關係核心並未發生變化”，[韓]《中央日報》，2015年3月26日。
⑧"S. Korea selects national interests by joining AIIB"， Asia Pacific Daily， March 27， 2015.
⑨[韓]金元培，金瑉想：“韓國政府決定加入AIIB‘為了國家利益必須加入’”，[韓]《中央日報》，2015年3月27日。
⑩[韓]劉智惠：“外交部：在國家利益最大化時表明薩德立場”，[韓]《中央日報》，2015年3月20日。
責編 /豐家衛（實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