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觀之，不管是“無生主義”的叔本華哲學還是其他“生生主義”的哲學倫理都因自身無法調和的矛盾性而難以使人信服，這是王國維研讀哲學的最大困惑，所謂“疲於哲學有日矣”正是這種困惑的真實寫照。為此，王國維不得不從哲學轉向文學，欲於其中求得直接的慰藉。
一生的影響
羅素曾說：“叔本華在哲學家當中有許多地方與眾不同。幾乎所有其他的哲學家從某種意義上講都是樂觀主義者，而他卻是個悲觀主義者。”⑦正因如此，叔本華的理論使得欲求“人生問題”的王國維迅速產生共鳴並深陷其中。然而，當他冷靜反思叔氏哲學並發現其理論矛盾時，他曾經認為的在叔本華那裏已經獲得“人生問題”答案的判斷終告失敗。從表象上看，王國維似乎從此與叔本華一刀兩斷，但就其生命實踐而言，梁氏的後半生並未真正離開過叔本華。哲學研究的失敗使王國維轉向文學研究，故1904年之後至辛亥（1911）前後近十年間，王國維在文學研究和文學創作方麵用力頗多、成果豐碩。不僅有《紅樓夢評論》《人間詞話》《宋元戲曲史》等代表性文學論著，還有數量可觀的詩詞作品。據陳永正《王國維詩詞全編校注》所考，目前查證的王國維詩詞作品共305首（詩歌190首，詞105首）。王國維詩詞創作的動機大多源自悲情消解的需要，其詩作中的悲劇意識尤其是關於生命悲劇意識的種種形態的情感抒發，無不潛藏著叔本華人生悲劇論的影子。
辛亥革命爆的同年11月，王國維跟隨羅振玉東渡日本，直到1916年才回國工作。居日期間，王國維的研究方向又發生變化：由文學轉向史學、經學、古文字學、敦煌學及邊疆地理學等。留日期間的學術轉向玉成了王國維學術之路上的輝煌成就，成為國人公認的國學大師。然而，王國維用西方科學方法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和榮耀始終未能給他帶來心靈慰藉，同樣可謂之“可信者不可愛”。回國後王國維致力於學術研究的同時，一直遊走於亡清和民國之間。1923年受詔入值南書房成為溥儀的老師，“帝師”身份因1924年馮玉祥逼宮被迫中斷。對於民國，王國維曾熱心參與大學教育，如1922年受聘為北大“國學門”通信導師；1925年受聘為清華任國學研究院導師，等等。由此觀之，王國維與亡清和民國均有剪不斷的特殊關係，因此王國維陷入了價值認同的矛盾之中。1927年6月2日王國維毅然投頤和園昆明湖自盡，而他之前的精神痛苦由此可見。因之，關於王氏之死，隧有種種評說，如“殉清說”、“逼債說”、“因病厭世說”、“受梁啟超排擠說”、“文化激變中的悲劇人物說”、“由於國家沒有研究機構而致死說”、“死因係致北大為爭清室遺產的信引起說”，等等。（詳見羅繼祖主編《王國維之死》，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辯證地看，每種觀點的提出對於全麵理解王氏之死均不乏啟迪，然而又都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關於自殺，陳寅恪先生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的觀點值得玩味。陳氏指出古今中外的誌士仁人，往往憔悴憂傷繼之以死，但其死因絕不限於一時間、一地域的具體事項，而是有超越時間和地域的理性存在，這種理性是一般人難以“共喻”的，認為王國維之死即屬此類。筆者認為，陳先生的分析可以解釋後人關於王氏之死的說法之所以眾說紛紜而又莫衷一是的現象，原因在於人們將王氏死因僅限於一時間、一地域的具體事件去理解，而未從超越時空的形而上的深層意蘊去探究。筆者認為，王氏之死是其欲解“人生問題”而終究未得其解的必然結果。當王氏通過研究哲學、文學研究以及其他學術研究都無法解決這一問題時便毅然選擇了自殺，而這與叔本華的自殺論密切相關。叔本華指出，自殺者的肉體痛苦在有強烈的精神痛苦麵前顯得“毫不足道”時⑧，就會導致自殺。王國維深諳叔氏自殺論，其《教育小言十則》之九就有精妙闡釋和發揮。主要觀點有二：一是自殺者已經心力憔悴，無法支撐求生意誌；二是意誌之力無法遏製悲情的衝動。隻要二者居其一，就足以自殺。王國維的闡釋，顯然是對叔本華《論自殺》的準確發揮，而他本人的自殺行為正是對叔氏自殺論的實踐。可以說，王國維在精神世界走投無路的時候，正是叔本華的自殺論為他最終的人生歸宿提供了理性的精神動力。縱觀王國維的生命軌跡，盡管在人生求索之旅中曾經數易其誌，但其哲學觀、人生觀以及最終的歸宿卻從未真正脫離過叔本華的影響。
（作者單位：內江師範學院黨委組織部）
【注釋】
①③④⑥姚淦銘編：《王國維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471頁，第471頁，第469頁，第473頁。
②王德毅：《王國維年譜》，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第16頁。
⑤[德]叔本華：《作為意誌和表象的世界》，石衝白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235頁。
⑦[英]伯特蘭·羅素：《西方哲學史》（下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303頁。
⑧[德]《叔本華文集》，鍾鳴等譯，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1996年，第229頁。
責編 /於岩（實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