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以來，伴隨基督教成為當時統一歐洲大陸的絕對力量，對他者的建構重心也轉移至宗教層麵，以基督教的我者和穆斯林的他者之對立尤為突出。中世紀歐洲的他者明顯給我者帶來更多焦慮。這種焦慮產生於歐洲所麵臨來自非基督世界文化體係的威脅，尤其是來自北非、南歐和中東的穆斯林的威脅。正是焦慮和利益的結合使得宗教衝突上升，其極端事件則是長達兩個世紀的血腥的十字軍東征以失敗告終，由此撼動了東羅馬帝國的統治。
隨著基督教對歐洲統治日漸式微，文藝複興關注古典主義和現世生活，激發了大眾對古希臘文化的興趣，並從中獲得思想自由。啟蒙運動時期，歐洲文明經曆了又一次前所未有的飛躍。理性再次成為歐洲人認識自己的重要特質。盡管基督徒與“異教徒”的衝突沒有消亡，但宗教差異已不再是構建他者形象的主導因素。此時的他者成為“非理性”的代名詞。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進化論被引入社會進化的解釋之中，進而出現了由於進化層次高低而產生的文化優劣。古希臘哲學推崇社會等級決定群體間關係，而社會等級又取決於理性思維能力。歐洲許多思想家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們比歐洲以外世界的人擁有更強的理性思維。歐洲文化位於文明的最頂端，而非歐洲文化則被貶為低等，需要被指引和統治。殖民主義時期，分隔我者與他者的認同界限自然而然地呈現為白人的我者與黑人的他者；文明的歐洲與被殖民的他者之間。
冷戰的爆發則為現代歐洲建構他者又一次提供了機會。隨著世界秩序劃分為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和以前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前蘇聯成為歐洲在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方麵的他者。一方麵，意識形態的鴻溝也將東歐和西歐隔絕開來，使其再次陷入分裂的狀態；另一方麵，冷戰也為歐洲勾畫全新的理想藍圖創造了環境，使得歐洲之父們沉下心思考尋求安全、合作和穩定之道，致力於歐洲一體化的探索。
後冷戰時期，歐洲認同中的我者與他者更是各種關係交織的總和，愈加複雜。經濟上，戰後崛起的美國和日本兩大經濟強國對整個歐洲在世界經濟的地位構成威脅。尤其是美國一躍成為世界經濟霸主，對歐洲造成不小的心理打擊。歐洲渴望在經濟領域聯合起來與之抗衡，以保持其作為經濟體的獨立性。就意識形態而言，前蘇聯的瓦解使歐洲一時間失去了參照物。不過，歐洲人迅速讓標準回歸到了占多數的基督徒與占少數的穆斯林的區分上來。事實上，土耳其入盟之路的坎坷就是極佳的例證。自1987年土耳其正式申請加入歐共體被拒絕至今，入盟談判遲遲未得進展。就入盟條件中的經濟因素、民主治理和人權等問題，歐盟已屢次對土耳其發難。然而除了這些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因素，另一阻礙土耳其入盟，但不能點破的“窗戶紙”正是敏感的宗教差異。更有甚者，2003年西班牙和荷蘭就曾要求將基督教身份寫入歐盟憲法。雖然這一提議被歐盟拒絕，但足以可見並不是所有成員國都能欣然接受一個穆斯林國家加入到歐盟這個有著深厚基督教傳統的聯盟中來，更何況土耳其在曆史上曾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衝突的中心地帶。
除了政治、宗教和意識形態的他者，當代歐洲同時還麵臨文化軟實力層麵的對手。文化軟實力是文化的影響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是一個民族在文化與“他者文化”的遭遇中所彰顯出來的創生力量。⑦文化軟實力的較量主要在歐洲與美國之間展開。眾所周知，美國文化的精髓根植於歐洲大陸，而後兩個世界卻有著不同的發展方向，其最為明顯的表現在於歐洲的高雅文化（highbrow culture）和美國的俗文化（lowbrow culture）之間的碰撞。歐洲大陸向來以悠久的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蘊自詡，而美國顯然在大眾文化的創造、消費和傳播方麵遊刃有餘。隨著大眾傳媒的發展，美國的流行文化被大量製造，並以多元的表現形式湧入歐洲大陸，例如好萊塢電影、MTV、肥皂劇、快餐等一係列成批量生產的、“粗俗”的文化產品。與此同時，美國的價值觀和文化品位也滲透到歐洲社會，成為歐洲文化意義上的他者。美國流行文化所帶來的衝擊一直被歐洲許多政治家視為一種威脅，尤其像法國這樣的傳統西歐國家，難以容忍將高雅的文化拱手出讓於低俗的商業市場。許多歐洲國家所打出的“文化主權”和“文化例外”牌都是為抵製美國流行文化入侵所采取的權宜之計。然而，歐洲民眾對美國文化產品的接受度卻是一些政治精英不願直視的現實。恰恰是這些粗俗的美國貨“令人遺憾地”在工人階層消費者中大受歡迎。歐洲用美國流行文化的“他者”形象反觀塑造出我性特質，繼而引發的難題卻是如何與之博弈。它關乎文化間的對話策略，更關乎如何看待中心與邊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