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他者的建構範式與歐洲認同
哲學文稿
作者：何蓉
【摘要】歐洲認同的界定在各曆史階段不盡相同，然而其內涵的建構離不開他者形象的描述和闡釋。在梳理他者的建構範式之基礎上，文章探討這些範式與歐洲認同內涵演變的深刻聯係，進而揭示歐洲認同的特質和建構過程中引發的問題。相較於此前歐洲對他者的建構，“曆史作為他者”更具有反思的意味。
【關鍵詞】他者 建構 歐洲認同
【中圖分類號】G13/17 【文獻標識碼】A
“認同”概念釋義
認同（identity）的概念最早出自社會心理學，它試圖解決作為個體或集體的我們如何確定我們自己和他人在社會世界中的位置。因此，對認同的研究最初始於社會文化和心理層麵。自20世紀50年代由美國精神分析家埃裏克鬆（Erik Erikson）提出後，認同被廣泛應用於政治、社會和文化研究領域。
從認同的社會和心理層麵差異而言，認同可以分為自我認同（individual identity）和集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盡管路徑存有差異，自我認同的核心特質在於回答“我是誰”。與自我認同類似，集體認同則需要回答“我們是誰”的問題。人與人彼此分享觀點和態度的過程會導致個體將自己與其他人聯係在一起，進而形成有著共同目的的群體，以及異於其他群體特征（排他性）的集體認同。塔吉費爾（Henri Tajfel）認為，集體認同建立在個體對自己作為某個或某些社會群體的成員資格以及附加於這種成員資格的價值和情感方麵的意義之基礎上。於是，集體認同通過對自己屬於某一群體成員身份的認知而建立心理歸屬感，並以群體共同特征為依據，劃分與其他群體的邊界。亞曆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闡釋到：“一個完全內化文化的標誌是行為體與這個文化的認同並把這個文化以及一般化的他者作為對自我悟知的一部分。這種認同過程、這種作為一個群體或‘群我’的一部分意識，就是社會身份或集體身份。”①
認同的一個不可忽視的特征是其建立在我者與他者的二元對立基礎之上。簡言之，“我者（Us）指那些價值觀和信仰與我相同的群體；而他者（Other）指那些價值和信仰與我不同的群體。”②也有學者將他者身份（otherness）定義為“一種在文化結構與特征上存在容易辨認屬性的另外一個文化對象，這個對象可以是一種文化係統，也可以是一種簡單意義上的文化模式。”③
在建構集體認同的過程中，僅關注我群（we-group）內部共享的要素本身往往無法深刻地解釋認同的內涵，而通過觀察其他群體與自身係統的異同遠比沒有參照可尋容易得多。換言之，集體認同的構建過程不僅關乎“我們是誰”的問題，還關乎“我們不是誰”的問題。因此，圭裏納（Guerrina）毫不誇張地指出，我者和他者的劃分是認同構建過程中關鍵的一環。無獨有偶，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提出“任何層麵上的認同（個人的、部族的、種族的和文明的）隻能在與‘其他’—與其他的人、部族、種族或文明—的關係中來界定。”④溫特更為直接地將認同形成過程加以概括：“認同的基本原理就是：它假設‘他們’（they）與我們（we）是根本不同的，而提高認同的可能性取決於他們與我們是一致的。”⑤
“他者”建構的若幹範式
對於“他者”的形象和內涵，無疑可以通過“描述”、“想象”或者“建構”三種不同的過程得以呈現。這三種過程看似獨立而生，實則有著內在深刻的聯係。正因為我者與他者的對立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其差異性的辨識亦當是中立的過程，如此便出現了對他者的“描述”。被描述的對象一定是客觀實在的物質或現象，或有據可考，或親身所見。正如安德森批評蓋爾納的那樣，想象不是憑空臆想，而是需要建立在一定材料的基礎之上，這些材料的初始來源就是描述。當描述的過程加入修辭成分的時候，描述則自然而然地過渡成建構。
在國際政治的大背景下，他者的建構勢必包含不同策略。托馬斯·迪茲（Thoms Diez）曾將這些呈現策略精要地概括為為四大類。首先，將他者呈現為“存在的威脅”是哥本哈根學派在安全研究層麵較為流行的方式。該流派提出他者在安全領域帶來的威脅，因而主張將特殊措施合法化，例如戰爭。其次，給他者的性質貼上“劣等”的標簽也是區分我者與他者的一種策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當屬東方主義（Orientalism）。慣用策略則是將他者描述為“異類”（exotic），並不斷重申我者相較於他者的優越性。在此基礎上又衍生出第三種建構策略，即不僅強調我者標準的先進性，還進而強調我者價值的普遍有效性。他者就不言而喻地成為了違反普遍原則的代名詞，並順理成章地被要求接受我者的原則。與這三類策略相比，將他者呈現為“有差異”的方式則無關乎對他者的價值評判。他者既不是低等的，也不是威脅，而僅僅是不同。因此該策略最大的益處在於減少了對他者實施有害幹預的可能性。⑥
歐洲曆史上的“他者”及反思
縱觀歐洲曆史，我們不難發現，歐洲認同之建構從未脫離我者與他者二元對立的演化過程。古代歐洲人群除了對地理疆界有些許模糊的意識之外，沒有形成過歐洲的具體概念，更談不上歐洲認同。隨著對生活環境、日常規範和價值觀認識的日漸積累，人們便產生了自我認知的意識。而這種自我認識的意識也在與外界的接觸過程中逐漸加深，並在我者與他者的形象反差中得以鞏固。古希臘時期這一關係體現在“文明”的我者和“野蠻”的他者的對立。從詞源上講，“野蠻”（barbarian）最初是用來指涉語言的形容詞，指“說話笨拙的，尤其是使用無法聽懂的語言的人”。在古代歐洲背景下，該詞用來特指“不會說希臘語的人”。然而這層含義漸漸又發生了變化，“不會說希臘語”演化成與“非理性”、“專製”和“廣泛的文明缺失”等同起來。這裏的野蠻實際上指歐洲疆域以外的東方人，尤其是居住在亞洲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古希臘人素來以他們在哲學、數學、科學和政治領域的成就感到自豪，而政治理念中的理性、民主和自由等傳統更是被其後世稱道。這些傳統也確實成為西方文明的奠基石。與之相對，亞洲人在他們眼中卻因不具備這些價值觀而刻畫為文明欠發達的形象。事實上，用理性的價值觀衡量文明高低優劣的做法在當時相當普遍。亞裏士多德（Aristotle）曾將人類定義為理性的動物，並認為以希臘男性貴族為代表的群體方可稱之為有文化的人，且這群人有能力理性地安排生活並以民主的方式組織社會。反之，希臘以外的人因為沒有文化和理性管理民主秩序的能力，將在專製中過著粗野的生活。由此可見，非希臘世界的野蠻型構成古代希臘最為鮮明的他者形象，進而加強了歐洲人自身對理性思想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