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新稅製”違背了新中國“公輕於私”的原則，與毛澤東等領導對階級關係認識的轉變背道而馳，由此引發的尖銳批判成為全國財經會議的主要內容。並且，以此次會議為基礎，毛澤東完成了對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設計並正式提出。即是說，“新稅製”事件是促進黨最終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重要因素，而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則標誌著黨對國內階級關係認識的實質性轉變。
斯大林去世與匈牙利事件
必須指出，雖然在“新稅製”事件的影響下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標誌著黨對階級關係的認識已有實質性轉變，但是，這種轉變並未直接將黨的政策引向“以階級鬥爭為綱”，屬於隨著社會發展階段不同而出現的正常轉變。黨對階級關係的認識“左轉”，並在1956年以後將“階級鬥爭”確立為國內主要矛盾，是受到來自國際層麵的另一個重要因素的影響，即斯大林的去世及其引發的連鎖反應—尤以匈牙利事件為甚。
作為蘇聯執政時間最長的最高領導人，斯大林同時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而“斯大林模式”一度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全盤模仿的發展模式。不可否認，“斯大林模式”有其獨特優勢，即能夠快速實現國家的工業化。這種快速發展是社會主義陣營能夠在與西方陣營的對抗中立於不敗的基礎。但是，“斯大林模式”也存在著相當嚴重的問題：首先，這種模式導致經濟結構比例嚴重失調，不具有可持續性。以匈牙利為例，為追隨“斯大林模式”將自己變成“鋼鐵的匈牙利”，這個農業國從1948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加大了對重工業的扶持力度，90%的工業投資都用於發展重工業。對之，人民生活水平卻直線下降，工人1953年的人均工資下降了20%。農民1952年的收入更是不及1949年的三分之二。其次，在這一模式之下，斯大林個人專權愈發嚴重，蘇共黨內民主與社會主義法治遭到嚴重破壞，黨和政府的自我批判機製蕩然無存。周恩來曾問赫魯曉夫等人為何對斯大林時期的專斷與僵化不做批判和約束，得到的回答是：斯大林獨斷專行，不可能進言，要解決問題除非密謀將他抓起來，然而要真想如此，被抓的一定是密謀者自己。因此，斯大林生前長期存在並無法解決的嚴重問題，隻能在1953年3月其去世之後進行解決，然而赫魯曉夫的“矯枉過正”卻在東歐引發了更嚴重的問題。
為解決匈牙利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的問題，蘇共中央政治局在克林姆林宮召見匈牙利代表團，就匈領導人問題進行討論。隨後，匈牙利共產黨召開黨中央全體會議，批判當時的領導人拉科西全麵照搬“斯大林模式”的嚴重錯誤，並決定由納吉取而代之，後者於7月上台，之後即開始了“去斯大林化”的改革。之後，在斯大林去世後的三年裏，以匈牙利為代表的東歐國家在政治、經濟乃至思想文化領域逐漸革除著“斯大林模式”的種種弊端。在蘇聯和蘇共內部，赫魯曉夫則始終在不遺餘力地祛除斯大林的影響，直至1956年2月，他在蘇共二十大上做的“秘密報告”最終宣判了“斯大林模式”的死刑，同時也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中扔下一顆炸亂了思想的重磅炸彈。本來，赫魯曉夫去斯大林化運動有利於革除“斯大林模式”的種種弊端，但是，用布熱津斯基的話說，這一運動不幸發生在東歐經濟動蕩時期，並且赫魯曉夫的方式過於激烈和突然，這對蘇東各國的意識形態與政權合法性造成了強烈的大衝擊。還是以匈牙利為例，在納吉的領導下，匈牙利民眾已經呼吸到改革的新鮮空氣，然而1955年拉科西重掌大權後迅速“複辟”各種舊製度，民眾由期望到失望而產生的憤怒可想而之。在此背景下，赫魯曉夫的報告無異於給匈牙利民眾反對拉科西打了一針“強心劑”，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爆發，蘇聯在初期試圖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最終選擇了軍事鎮壓，以逮捕納吉等人、扶持新政府的方式結束了此次事件。對此，南斯拉夫領導人鐵托11月份發表普拉演說批判蘇聯的軍事幹涉，西方陣營也趁機掀起反蘇反共的高潮，加之稍早波蘭“波茲南事件”的影響，無論赫魯曉夫的本意如何，以及他所能接受的對“斯大林模式”的改變程度如何，事態的發展顯然超出了他的預料，
以匈牙利事件為代表的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的震蕩對毛澤東和中共在對階級關係認識上的影響是明顯的。1953年過渡時期總路線公布後，到1956年三大改造進展順利，毛澤東據此預計再有三年時間社會主義革命就可以在全國範圍內基本完成。按照八大決議，黨內的主流觀點是中國目前還存在階級與階級鬥爭，但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國家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應該說，黨的八大決議的這個判斷是符合實際情況與未來發展方向的，但是受匈牙利事件等的影響，毛澤東和黨對國內階級關係情況與階級鬥爭的認識轉變迅速而堅決。在1956年11月八屆二中全會的講話中，毛澤東指出：“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是年12月29日，為反對鐵托就匈牙利事件針對蘇聯的批判和攻擊，經政治局討論過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強調斯大林的錯誤仍然屬於共產主義內部的是非問題，而非階級鬥爭中的敵我問題。相反，對斯大林抑或蘇聯模式的全盤否定與攻擊，才是帶有反共產主義性質的惡意攻擊，目的是製造共產主義隊伍的分裂和混亂，是階級鬥爭性質的敵我矛盾。在如何評價斯大林的問題上，中共雖然不想直接反對赫魯曉夫全盤否定的做法，但仍然明確表達了自己的態度，並且始終強調階級鬥爭的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