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創作必須為革命事業做出貢獻。毛澤東在《講話》中特別強調了文藝創作的態度問題，具體說就是文藝是為了歌頌，還是為了暴露和批判的問題，這就使得文藝問題又深入一步，提出了為革命事業起到何種作用的問題。毛澤東明確指出，歌頌和暴露都是革命文藝所需要的，關鍵是對什麼人的問題。對於敵人，革命文藝工作者就要毫不留情地對其殘暴和欺騙進行暴露；對於各種不同的同盟者，則既要有聯合，又要有批評，該讚揚的還是要讚揚，該批評的還是要批評；而對於我們的人民群眾，對人民的勞動和鬥爭，對人民的軍隊，人民的政黨，我們當然應該讚揚和歌頌。當然，對於人民的缺點錯誤也不能隱瞞保留，在同缺點錯誤做鬥爭的同時，更要堅持耐心教育、促其改正。總之，文藝創作應通過作品去掉落後的東西、發揚革命的東西，而不是相反。在這一部分，毛澤東又進一步指出了文藝創作與政治標準的統一關係問題⑤，這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之下是非常正確，也非常必要的，即文藝創作必須能夠為革命事業服務，為革命事業做出特有的貢獻。從我國革命文藝的曆史來看，文藝創作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曆程中無疑發揮出了強大的宣傳戰鬥作用。
《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4年10月15日）：社會主義的文藝應該是人民的文藝，應該把社會效益作為主要追求，文藝家應該成為時代的先覺、先行和先倡者
社會主義的文藝應該是人民的文藝。習近平在《講話》中也明確指出了新時期文藝的性質問題。他強調指出：“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⑥在社會主義製度下，人民當家做主，社會主義的文藝當然應是為人民服務的文藝，這就是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性質。社會主義文藝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既要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又要把人民群眾作為文藝表現主體，還要把人民群眾作為文藝的鑒賞者和評判者；要想得到人民滿意的評價，就必須提高作品的質量、品味和風格，就必須跟上時代發展的要求。當然，文藝的“人民性”也包含了創作方法在內，習近平同樣強調了“人民是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最優秀的作品必然是紮根於人民的作品，也必然是“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的作品”，這兩者並不能分割開來。因此，要為人民搞文藝創作，為人民創作出好作品，就要既貼近人民群眾，也要向人民群眾學習，從人民的偉大實踐和豐富生活中汲取營養⑦，才能創作出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的優秀藝術作品。不難看出，習近平文藝中的人民性思想是和他自己所堅持的“人民是曆史的創造者……是我們力量的源泉”的思想觀點是始終一致的⑧。
文藝創作應該把社會效益作為主要追求。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文藝的交流與融合也在同步進行，各種不同的文化思潮及藝術的市場化、庸俗化趨勢自然也會衝擊到我們的社會主義文藝建設與發展。因此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一部好的文藝作品最好是能把思想性、藝術性和市場性相統一，但最終“應該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而決不能淪為市場的奴隸，不能沾滿了銅臭氣。在這裏，習近平首次將“社會效益”作為文藝的追求目標，是非常具有現實作用的。我們要追求什麼樣的社會效益？這當然要看我們的社會製度，我們的社會特色與優越性，我們的社會理應追求、也必須追求的風尚、氣息與時代精神。這裏所謂的社會效益就是我們的社會所倡導的、適合於我們的具體國情、有利於促進社會進步和發展的正能量和凝聚力。當前，我國的改革已進入關鍵階段，“兩個一百年”的偉大目標及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正在一步步變為現實，而任何通往光明的征途都不會一帆風順，我們有自己奮鬥過程中的具體困難，也有別人給我們人為設置的障礙，但無論前途怎樣坎坷不平，我們都不能有所畏懼和退宿，此時我們最需要的就是一種積極向上的主旋律。而社會效益的實現恰恰是文藝創作所能做到的事情，所以應將社會效益做為文藝創作的首要追求。
文藝工作者應該成為時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不同的曆史時期，不同的社會現實，不同的時代主題，對於文藝家的責任要求也不一樣。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精確概括了當代文藝工作者的角色和使命，要求文藝家必須“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一個時代有什麼樣的文藝家就有什麼樣的精神風貌，而且是最靠前沿、最能引領時代潮流的精神風貌，偉大的作家、藝術家對文明進程的影響，常常持久而不可估量⑨。習近平理解這一點，自然也要對當代文藝家提出這樣的高標準與高要求。一個“先”字充分說明了文藝家的進步、先進與領先的優勢與特征，但文藝家們具有這樣的優勢是一回事，能否發揮出這樣的優勢，使之成為引領時代風貌的主導精神力量，則又是另一回事。“先覺”是文藝家的藝術能力，“先行”是文藝家的藝術行動，“先倡”則是文藝家的藝術渲染，文藝家隻有將藝術能力、藝術行動與藝術號召有機結合起來，才能塑造時代精神、引領時代潮流。當然，文藝家的先覺、先行及先倡必須以真善美的永恒價值作為思想靈魂，作為價值追求；作為中華民族一代又一代所不懈追求的道德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