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形成發展與曆史啟示
曆史與文化
作者：任誌江 孫明增
【摘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從19世紀40年代以來，全體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人以獨立、富強、自由為己任，在幾個世紀曲折艱辛的持續探索中，所找到的唯一能實現民族複興中國夢的道路。在新的曆史時期回顧分析這一道路的形成發展曆程，對在“新常態”下實現“四個全麵”戰略和“兩個一百年”目標，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關鍵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三個自信 曆史啟示
【中圖分類號】D26 【文獻標識碼】A
近代以來的曆史性課題和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曲折探索
近代以來，滿清統治的腐敗無能造成了中國的積貧積弱，而帝國主義的侵略又使“天朝上國”進一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這種曆史背景下，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並在此基礎上實現國家現代化與民族複興，自然就成為近代以來中國的曆史性課題。麵對這一課題，雖然各種政治力量都作出了不懈努力，但隻有中國共產黨抓住了農民對土地的訴求這個中心問題，開創了以農民為主體、土地為中心的革命道路，並在此基礎上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從而為實現現代化和民族複興創造了基本前提。經過長期革命鬥爭，中國共產黨已深深懂得解決自家問題必須從自家實際出發的必要性，因此當毛澤東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揭蓋子”後，就毅然從“以俄為師”轉為“以蘇為鑒”，並強調指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要走中國工業化道路。在中共八大前後的一年多時間裏，我國的探索取得顯著成果，如將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發展生產力上來；製定了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提出改革過於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製的構想；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兩類矛盾學說；闡發了廢除領導職務終身製的設想，等等。這些成果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舉足輕重的問題所作出的初步回答，總的看是成功的。
然而，正如鄧小平後來所說，我們從1957年開始犯“左”的錯誤，政治上的“左”導致1958年在經濟上搞了“大躍進”。事實證明，“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這些充滿空想色彩的社會主義“試驗”是不成功的，給黨、國家、民族、人民造成深重災難。為此，我國於20世紀60年代初對國民經濟進行了大調整。然而在調整過程中，毛澤東不僅與劉少奇等中央一線領導在對形勢估量、包產到戶、甄別平反、對外政策等問題上產生嚴重分歧，還進一步將這些分歧看作是右傾機會主義、修正主義、階級鬥爭等的表現，並在此基礎上於1966年夏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長達十年的“文革”是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全局性失誤，不僅沒達到毛澤東追求理想社會主義的目標，反而使社會主義建設遭遇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①留下慘痛教訓。
偉大曆史轉折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
如果說上述經驗教訓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的曆史依據，那1978年後的成功經驗則是這條道路形成的現實依據。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曆史轉折的基礎上，到中共十三大前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新路已初步開創。
“文革”結束後，全黨全國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刻反思，其中尤以鄧小平為甚。如他多次強調，社會主義要比資本主義優越，否則還叫什麼社會主義？而1978年前的二十年，“實際上處於停滯和徘徊的狀態”。事實說明，“空講社會主義不行”，因為“人民不相信”。所以，今後我們“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這是主要的”。②不難看出，改革開放前的經驗教訓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的曆史依據。經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和中央工作會議的準備，1978年年末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重點進行了以下突破：一、正式拋棄“兩個凡是”，恢複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二、終止“以階級鬥爭為綱”，作出工作重點轉移的決策；三、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四、開始係統清理重大曆史問題和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五、作出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開始了曆史性轉變。這標誌著中國共產黨衝破了長期以來“左”的束縛，走上了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新征程。此後，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並很快獲得成功，同時城市改革開始進行試點，對外開放也取得重大突破。在此基礎上，鄧小平於1982年9月的中共十二大上提出，中國要把馬克思主義原理與本國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為凝聚民心、推進改革、唱響旋律、實現複興的旗幟。在多方麵改革取得成效的基礎上，1984年10月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麵改革的決定，改革重點由農村轉入城市。為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的諸多經驗，更好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1987年秋的中共十三大論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這一階段的基本路線，明確了現代化建設的“三步走”戰略，揭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初步“輪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