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從哪個角度理解現代性，我們都應該從社會層麵和製度層麵解構現代性在兩個方麵帶來的變化。哈貝馬斯認為：整個社會係統由三個子係統構成，即經濟、政治行政和社會文化。社會文化係統對社會的整合是“社會整合”，經濟係統和政治係統對社會的整合是“製度整合”。社會整合依靠人們在交往中的相互溝通和理解，而製度整合的主要是憑借國家權力和市場。因此，現代性概念本身就蘊含外在製度結構的現代性與內在文化心理結構的整合，前者以理性化為原則，後者表現為感性價值的訴求。現代性就是在不斷的社會整合與製度整合的過程中超越“現代”而體現出的時代特征。這些特征表現在文化心理的“主體性”和社會製度的“規範性”。因此，哈貝馬斯指出，現代性的核心原則是“主體性”。現代性的特點就是“現代不能或不願再從其它時代樣本那裏借用其發展趨向的準則”⑤。因而它必須創新自己的規範，不斷重新審視自身得以確立的一係列觀念和原則。因此現代性問題必然反映傳統道德文化與建構現代社會製度結構的和諧性危機與意義危機。中國改革開放“摸著石頭過河”的理論正是現代性應有的困惑。
村鎮社會價值觀的對立正是社會結構的現代性與內在文化心理結構的現代性的矛盾體現。在我國改革開放之前，“大集體”的物質生產方式已經嚴重製約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在廣大的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和勞動的公有，嚴重製約了農民的積極性。平均主義的泛化嚴重阻礙著生產力的發展。改革開放打破了原有的物質生產方式，大集體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化標誌著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加速，這是製度的現代化整合。但隨著科技的發展，市場經濟的深入，社會製度的整合沒有同生產力的要求同步進行，這就導致了農村與城市二元結構對立的加劇。
在改革開放的第二個十年的伊始，當大批的農民有意識地進城務工的時候，正是農村人口城市化的最佳時期。而我們沒有從製度上進行有效的整合，從而給農村二元結構破解帶來更加困難的“現代性”問題。這些“製度上”的現代性問題長期積壓必然導致“社會”的現代性問題。從前麵分析改革開放以後村鎮社會價值觀的變化可以看到，生產方式的變革必然導致傳統與現代思想的碰撞。這些思想上的碰撞表麵上看是兩代人價值觀的分野，實質上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主體性”的回歸。這種主體性的回歸就像笛卡爾的“我思”一樣，喚起了人們的“自我”意識，開始從“物我”、“他我”向“本我”的回歸。我是誰？我從哪裏來？我要到哪裏去？交換、競爭、自由、民主逐漸進入了“我思”的範圍。尤其是“農二代”們已經成為事實上的城市人，他們不懂農業，更多的出身在城市或城鄉的結合部。他們從小就體驗到身份地位帶來的不公平—上學、就醫、居所等。這無形中給他們心裏帶來了焦慮和反叛。這些焦慮和反叛在他們的意識中逐漸表現為對“公正”和“自我價值”的訴求。事實上，村鎮社會價值觀轉變所隱含的“現代性”問題不僅表現在村鎮社會兩代人價值觀的矛盾上，更多地反映在社會的諸多領域。這些矛盾具有“現代性”的特征，因此村鎮社會價值觀演變實質是“現代性”問題的觀念反映。
總之，村鎮社會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市場經濟—分工轉型，不同階段，伴隨著物質生產生活的改變，價值意識先於價值觀發揮作用。人們在不斷的價值判斷和實踐中價值觀發生了轉變。“現代性”意識是導致兩代人價值觀分野的深層原因。然而，現代意識是時代發展的要求，現代性代表著對客觀世界的理智態度、對道德和法律的普遍規範以及自我實現的人格的理想塑造等，並非現代文化的錯誤觀念，我們不能視而不見，而應審視、反思和批判現代化進程中的進步與代價，提出有益的解決辦法。
（作者為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院博士研究生、內蒙古師範大學法政學院講師；本文係作者主持的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專項資金項目“民族地區村鎮社會公正研究”（Z2014056）和中央民族大學博士研究生自主科研項目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注釋】
①強調了土地經營權下放，不同於土改。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是堅持社會主義公有製前提下，把土地承包給農民，農民承擔一定的義務，土地所有權屬於集體，農民隻有經營權、使用權，本質上屬於社會主義性質的。
②《馬克思恩克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頁。
③④《馬克思恩克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0頁，第83頁。
⑤[德]哈貝馬斯：《現代性的哲學話語》，曹衛東等譯，北京：譯林出版社，2004年，第19頁。
責編 /張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