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存在偏差，認為一大二公、平均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事實上，社會主義的本質是發展生產力，解決農村社會的發展就應該真正著眼於農業生產力的發展。要讓農民的主體性價值凸顯出來，發揮農民的主觀能動性。因此，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實行，實質上改變了傳統農民的生產模式、經營意識、主體身份和地位，從而促進農民價值觀的變遷。馬克思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製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②市場經濟地位確立，喚醒人們自由、競爭、平等、民主的價值觀念。這種價值意識的潛移默化的轉化，導致對既有的價值觀的反思、批判和否定，而隨之新的價值觀在人們的視閾中逐漸重構。村鎮社會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人們的價值觀也隨之悄然轉變。這種轉變尤其表現在“農二代”的身上，人們也稱之為“80後現象”。
土地農民到工業農民的轉變，促進對自身主體的認識。我國農村與城市的二元結構長期以來阻礙著農村與城市互動與交流，改革開放後，剩餘的農村勞動力為這一二元對立打開了一個缺口。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後期，這種格局發生了變化。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大批的勞動力從農村中解放出來。同時，城市工商業的迅猛發展為農民的進城開辟了道路。農民工應運而生，他們放下了“鋤頭”爬上了“腳手架”，他們與自己父輩一下子處在不同的社會分工體係之下或者是兼顧兩者之中。城鄉的變化以及職業的轉變，使他們置身於新的世界中。城市的文明與農村的落後，傳統與現代，不斷的剝蝕和修改著他們原有的倫理、道德和職業觀念。馬克思說：“思想、觀念和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生活，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③他們不再是一個簡單的農民，而是正在成為工人或商人。盡管他們並沒有城市人的身份，但他們的價值意識中已經融入了城市精神。他們已認識到自己“身份”在融入城市生活所帶來的困惑與無奈。城市福利、保險、醫療、教育等等阻礙了他們城市化步伐。他們的意識中他們是中間體，既非農民也非市民。
村鎮社會價值觀演變的必然性分析
從村鎮社會的演變中我們看到，改革開放後，兩代人的價值觀發生變化是必然的。首先，從價值觀的特點上看，改革開放後村鎮社會兩代人的價值觀的“主體性”發生了轉變，由強調“集體”向凸顯“個人”轉變。由改革開放前強調信仰、信念、理想是“集體”的信念、信仰、理想，向信仰、信念、理想凸顯“個人”的信念、信仰、理想的轉化。把個人置於社會存在和社會生活的中心位置，淡化了集體觀念。
其次，從價值觀的形式上看，集體主義信仰下降，主體意識、利益意識兩代人都增強了，但農二代更鮮明。具體表現在兩代人的群體情緒和對現實社會的評價上。鄉土長者們厭惡物質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庸俗和浮躁，他們明確反對現代社會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懷念他們從等級製度中解放出來所獲得的平等和所創建的“共同體生活”，集體主義和奉獻精神是他們丟不掉的情懷。農二代們向往城市的現代生活，他們以利益為中心，堅持自主與自由，渴望公正。他們在接受傳統文化的同時，融入了更多的現代意識。
再次，農民工“處境”多元性，必然引發多元價值觀。一是因為農民工主體的多元性。農民工來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程度不同，性別不同，這些差異決定了主體的多元，因而價值觀必然多元。二是由於農民工生存的“偶然性”決定了價值觀的多元性。由於農民工所麵臨的外部環境、社會分工、交往關係、生活條件等等大多是偶然的，“這正是由於他們作為個人是分散的，是由於分工使他們有了一種必然的聯合，而這種聯合又因為他們的分散而成了一種對他們來說是異己的聯係”④。身份的不確定、職業的不確定、交往群體的不確定、居所的不確定，決定他們價值觀的不確定。他們處於不同的價值觀的碰撞之中，體現出價值觀的多元性。這種“多元”不是一個穩定的多元，而是在不同場域下的多元。他們不斷地尋求不同的價值觀應對偶然的“場域”的變化。這些“場域”的變化事實上為他們的價值評判帶來了迷茫，使他們對於價值應有的“善”困惑不解，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所體現出來的多元價值觀是應對社會生活的無奈。
村鎮社會價值觀演變實質是“現代性”問題的觀念反映
“現代性”是西方哲學的重大問題。“現代”一詞大約出現在5世紀，“現代性”從十八世紀後期才開始成為“哲學”討論的主題。它發端於西方啟蒙運動，孕育於農耕文明，出現於工業時代。從語義學的角度看現代性的中心詞是現代，現代描述的是一個不斷變化的現時代，變化是現代性的靈魂。而從語用看，現代性則是一種不斷生成的“時代意識”。它既包含著對曆史事實的陳述和經驗的概括，又具有價值訴求和價值評判。我國的現代意識啟蒙於民國初期的“維新運動”，現代化建設發端於新中國的成立，加速於改革開放，現代性問題的出現集中體現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