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變遷、現代性與價值觀
社會民生
作者：姚文帥
【摘要】價值觀是人們的價值意識在具有社會共同方式的自覺水平上形成的。伴隨著改革開放30多年，村鎮社會的價值觀，在人們現實的生活實踐中逐步演化發展。價值觀的演變，一方麵折射了傳統、倫理與道德的變化，另一方麵折射了社會、文化與製度矛盾，究其根源是發展的“現代性”意識向度所為。
【關鍵詞】價值觀 現代性 村鎮社會 社會變遷
【中圖分類號】G41 【文獻標識碼】A
價值觀是指人們內心深處的價值取向和價值理想。價值觀研究不僅能掌握人們深層心理特性，還可以通過分析人們的價值觀念去解釋社會矛盾、個體行為的差異和文化影響的因素。而價值觀的形成是一個曆史的過程，它的形成依賴於社會生產生活的實踐，反過來又影響著人們的現實生活。每一次社會的變革，都改變著人們既有的生產生活方式，因而，也改變著人們的價值觀念。村鎮社會的價值觀演變是改革開放以後，“現代性”意識向度所為。
改革開放前後村鎮價值觀的演變
改革開放之前，村鎮社會的核心價值觀是集體主義和奉獻精神。在改革開放前，“人民公社”體製的模式是“三級所有（即生產資料歸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三級集體擁有），隊為基礎”。其特點是：規模大、公有化程度高；在分配上實行平均主義；人與人之間是互助合作關係。這種體製在初級社時期，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1958年之後高級社階段則呈現出很多弊端。集體勞動，同工同酬，個人的勞動力和創造力受到了嚴重的壓抑。這嚴重地損害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和熱情，影響了生產力的發展。因此，解決這些問題就成了改革開放初期首要的任務，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然而不論初級社，還是高級社，維係社會的核心價值觀是集體主義和奉獻精神。其原因在於：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為集體主義的價值觀提供了物質保障；平均分配的生產關係激發了在封建壓抑下的新型農民的奉獻精神；社會主義建設政治上需要集體主義和奉獻精神；集體主義和奉獻精神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
從原始社會開始，人類為了應對各種自然災害以及部落的衝突，人類逐漸體會到了集體生活的優越性。人類從氏族、部落、族群、國家的社會發展進程中，逐漸建立起了“集體心理特征”和“集體思想情感”，並演變為人類改造自然、造福社會、完善自身以及戰勝各種艱難險阻的精神支柱。在中國，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文化形態，尤為強調整體觀念與家國思想，這就造就了中華民族顧全大局、樂於奉獻的優良道德傳統。解放前，我國經曆了抗日戰爭和國內戰爭，國家千瘡百孔。解放後，國家百廢待興，落後的生產力要求集體主義精神來重建家園。我國先後完成了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政治上的工農聯盟、生產資料的公有、勞動的集體合作，這為集體主義蘊發與產生既提供了物質基礎，又提供了意識形態的理論指導。因此，這一時期集體主義具有最為廣泛的社會基礎和集體力量，在這一精神的鼓舞下集體主義和奉獻精神成為當時至高的道德體現。
對於村鎮社會主要成員—農民，他們從封建的、戰亂的、受壓榨的舊社會解放出來成為國家的主人。他們的身上既帶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因，又受到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他們對社會主義充滿憧憬。同時他們也深刻體會到自身的付出和國家的日益強大對他們的鼓舞，在這樣辯證的實踐中逐漸強化了他們對社會主義認同的價值意識。這種價值意識在實踐中的不斷強化形成了這一代人的價值觀—集體主義和奉獻精神。在這個過程中既有傳統的倫理道德的社會文化，又有新的社會主義思潮的共鳴，在二者的有機結合中完成了社會文化的整合。
改革開放以後，村鎮社會的價值觀是“主體性”的回歸。聯產承包責任製，喚醒了人們的個人意識。改革開放初期農村實行了聯產承包責任製。事實上，這種製度整合在特定的曆史時期解放了生產力，促進了農業經濟和農村經濟的發展，根本上解決了我國的溫飽問題。但這種經濟製度的整合“形式上”①打破了原有集體觀念的賴以存在的物質基礎。這種由集體所有製和集體勞作向聯產承包責任製的生產方式轉換，在一定的曆史時期弱化了人們的集體意識而強化了人們的個體意識。雖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沒有改變“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性質，隻是將原有的土地分包到戶，但這種以形式上的生產資料的“私有”為特點的生產關係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首先，極大地發揮了農民的主觀能動性。對土地的投入和從土地獲取的收益與自身利益息息相關。繳足國家的留下就是自己的，家庭成員是利益和風險的共同體，避免了傳統模式的機械性。其次，農民的付出和收入成正比，形成了良性的激勵機製，大大提高了農業生產率。再次，增強了生產的靈活性。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土地分給農戶，生產變成自己的事，麵對農產品市場的價格行情可以自由的選擇生產。能夠對變化的自然環境和市場信息做出迅速的反應，繼而降低了生產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