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司法官職業道德製度評價
製度設計缺乏體係，內容粗疏。良善的司法職業道德製度設計應是統一，內容完整且具備可操作性。反觀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司法官職業道德規範，內容鬆散零落，缺乏統一性和體係性。各種規範散見於不同的法律規範之內，更為重要的是，這些製度設計大多是針對時弊的臨時措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且許多內容含糊，缺乏可操作性。例如《法官懲戒暫行條例》規定的各種懲戒理由，欠缺統一的執行標準，給實踐造成困擾。
效法西方，但缺乏製度實施的土壤。清末以來的變法圖新之路實際上是一條不斷移植、修改、排異、吸收、同化西方法律的過程。移植自西方但是生長於中國大地的各種法律規範，由於缺乏配套的製度以及相應的社會環境，其最初的設想大多落空。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司法官製度主要以日本的法官製度為參照坐標，二者無論法律體係還是具體內容，都有很多相似之處。但是理論設想與現實的差距過大，導致司法官員的職業道德規範虛化，司法腐敗成為不可扭轉的社會風氣。司法官員的職業道德並不是孤立存在的，其落實需要配套的職業保障，其中必要的職業待遇是物質基礎。而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從法官的薪俸等級以及晉升情況來看，司法官員的職業待遇普遍低於同級別的文官。而且由於財政吃緊，許多地方司法官員不高的薪俸還經常遭到克扣。由於司法官直接與當事人接觸，一旦心中有了貪念，難免發生職業道德淪喪，造成司法腐敗，社會公正的最後一道防線有時竟成為最先潰敗的環節。“司法界多為貪汙風氣所籠罩，如天津高分院首席檢察官陳嗣哲，以及昆明法官的集體貪汙等”。⑩過低的生活待遇，不僅影響了司法從業者職業道德的遵守，更造成了司法隊伍的不穩定，“在司法界，需求與供應問題尖銳化。法院中案如山積，許多人卻脫離法院，理由不一。”這不一而足的理由當中，生活待遇與職業地位不相匹配的尷尬應是重要原因之一。
無司法官職業群體，即無司法官職業道德。成熟、自治的職業群體是職業道德產生的基礎，缺乏這一基礎，職業道德也就無從產生。司法官員職業道德更是如此，隻有形成穩定、成熟並且有發展空間的法律職業，司法官員才能真正負責任地考慮如何維持本職業的尊嚴、地位和純潔水平，這也是建立司法職業道德規範體係的基礎所在。自清末立憲改製以來，雖然產生了法官、檢察官和律師這些法律職業者，但在實踐中，本應獨立、自治的法律職業群體先天不足，後天還要遭受各種權力的侵蝕。
首當其衝的是行政權對司法獨立的破壞，使得自治的司法官職業群體無法形成，司法官員的獨立人格精神也成為虛無縹緲的空中樓閣。而司法官員獨立人格的養成既是司法官員職業道德的外化，也是其職業道德形成的重要精神支柱。其次，司法權遭受黨權的侵蝕，在司法黨化原則的指導下，越來越多沒有接受過法學教育，沒有司法官資格的國民黨員混入司法隊伍，使得本就魚龍混雜的司法隊伍更是混亂不堪。法律職業共同體難以形成，司法官員的職業道德也就無法在職業內部取得共識。到了國民黨執政後期，當局成立的特種刑事法庭的推事和檢察官大多是中統特務出身，自恃有政治後台，這些“司法官員”無惡不作，成為鎮壓民主黨派人士和共產黨員的的劊子手，司法官員的職業道德也已經墮落到穀底。
縱觀整個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法製文本還算健全，但是司法文本距離製度實踐相去甚遠，司法官員的職業道德規劃也是如此。本就缺乏體係化的司法官職業道德規範，最初的製度設想在動蕩的時局以及各方壓迫下苟延殘喘，尤其是在國民黨執政後期，司法官員的職業道德更是蕩然無存。
（作者單位：國家檢察官學院，北京市昌平區人民檢察院）
【注釋】
①居正：“司法黨化問題”，《東方雜誌》，1935年10月。
②《法令周刊》，1930年第1期。
③《法律評論》（北京），1932年第38期。
④《法部谘最高法院開送審核各省高等以下各級法院司法官辦案成績》，1933年第34期。
⑤⑨《政府公報》，1928年第42期。
⑥《法令周刊》，1932年第83～86期。
⑦《司法行政部訓令》，《法令月刊》，1932年第28期。
⑧《法律評論》，1929年第10期。
⑩《法律知識》，1948年第2期。
桂裕：“司法官之素質與數量”，《東方雜誌》，1945年第20期。
杜旅軍：“司法黨化中的檢察權”，《河北法學》，2013年第10期。
責編/張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