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轉變職能樹立公信，主動削弱質疑壓力。眾多事實表明，在當前的各類群體性事件中有一個突出特點，那就是民眾缺乏對基層政府的信任，總是質疑基層政府部門及人員的公信力。這一情況反應了集體行為的民眾心態，一定條件下可能助燃事態的惡化，它折射出一些政府部門未能合理履行職能，實施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隻有通過持續的努力，才能改變那種民眾一有矛盾就直接與基層政府正麵交鋒的局麵。當然，對可能進一步加劇的事態要科學應對、果斷處置，堅決打擊尋釁滋事等犯罪行為，彰顯社會正義。政府各部門必須轉變職能，管好政府部門該管的事，把不該管的事放手給市場和社會；解決真問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強力推進反腐敗工作並持之以恒常態化，提高群眾對基層政府部門的信任度，主動減輕群眾的質疑。
第四，暢通表達協商渠道，引導理性消解壓力。普通民眾遇到有矛盾需要處理、有訴求需要表達、有糾紛需要協商時，通常想通過製度內的救濟渠道求助，期待能及時公正合理的達成目標。從現有的訴求表達協商渠道的效能看，問題不容忽視。現在一些基層政府部門過多地考慮形象問題、政績問題，不敢正視已經暴露和存在的問題，不及時回應解決群眾的正當訴求，而是采取一些權宜之計，比如拖延、打壓、讓“麻煩製造者”知難而退或半途而廢。許多群體性事件恰恰是由於合理訴求協商渠道被堵，甚至傷害到了當事人的人格尊嚴，獲得了持續的、堅決的抗爭動力，最終衍生到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
建立新常態下群眾表達與協商的暢通渠道的具體路徑：首先，訴求表達渠道。將被動接受公民利益表達為主動尋找收集民意表達信息，走群眾路線，鼓勵公民大膽表達訴求。大膽改革信訪、司法、紀檢監察、民間組織等民意表達的工作機製，使其簡易化和順暢化。其次，信息知曉與凝聚渠道。在涉及公眾利益的問題上，向群眾提供多種表達的渠道，切實保證群眾的信息知情權。該公開的信息不公開，極易導致誤解、甚至謠言的發酵。此外，有效管理與培育公民文明上網，把網絡拓展為一個理性文明的新型信息知曉與凝聚渠道。建立有利於分散的要求凝聚的機製，尤其有利於弱勢群體的集體表達的凝聚的導引，防止隨波逐流。再次，協商調解渠道。矛盾的各方按照法律及製度內的程序去談判、協商解決糾紛矛盾，培育公民社會自我管理能力。這時，政府無需事事介入。惟其如此，各種渠道能保持通暢和高效運轉，勢必營造更加理性平和的社會環境，能更從容地解決各種衝突與矛盾，引導群眾理性消解積壓的不滿情緒和思想壓力。
（作者單位：江西警察學院基礎理論教研部）
【注釋】
①姚毅奇：“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處置群體性事件”，《人民政壇》，2014年第10期，第38頁。
②李培林等：《社會藍皮書：2014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
③馬廣海：“從群體性事件看轉型期社會心態”，《中國海洋大學學報》，2012年第6期，第73頁。
④應星：“‘氣’與中國鄉村集體行動的再生產”，《開放時代》，2007年第6期，第111頁。
⑤孫立平，晉軍等：“以利益表達製度化實現社會長治久安”，《學習月刊》，2010年第9期，第33頁。
⑥應星：“村莊集體行動的‘反應性政治’邏輯”，《學術前沿》，2012第9期上，第42頁。
⑦Smelser N： 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ur， New York： Free Press， 1962， pp64～65.
⑧金太軍，沈承誠：“從群體性事件到群體性行動”，《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2年第1期，第26頁。
⑨科塞：《社會衝突的功能》，孫立平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32頁。
⑩施芝鴻：“十八大以後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主動營造的10個新常態”，《人民日報》，2014年10月13日。
張有亮：“作為國家治理選擇的治國方略探析”，《社科縱橫》，2003年第4期，第9頁。
陳廣勝：《走向善治》，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頁。
於建嶸：《抗爭性政治：中國政治社會學基本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5頁。
郭根：“當前中國利益格局困境的分析與破解”，《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第56頁。
竇寶國：“社會戾氣的形成機製及化解路徑”，《當代社科視野》，2012年第6期。
責編/於岩（實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