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社會呈現如此景觀：從上往下看，國家壟斷了所有權威與政治及社會資源，等級製的官僚組織從頂層到底層建立起來，每個人幾乎是組織的人，即“單位人”或“公社人”，權力或命令可以無阻隔地執行到每個人身上；從下往上看，每個人又是原子化的，變成了“大眾人”，獨自麵對著國家及其在身邊的代表，也必須依賴國家與組織才能生存，自然要接受號召和動員。
這種社會結構缺乏穩定性，康豪瑟認為“大眾人”很容易被克裏斯馬型領袖動員起來。有人論證毛澤東思想中有民粹主義成分，⑧盡管有爭議，但毛澤東時常借助於群眾的整體性力量解決社會問題。自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發生的政治運動大大小小計有68次。⑨這些運動一方麵導致了政治肥大，不事生產，經濟困頓；另一方麵導致了社會萎縮，人權不彰，所以加塞特認為：“在任何一個公共事務秩序良好的國家裏，大眾的角色都不應該是自行其是，安分守己才是它的使命。”⑩雖然頗具保守氣質，但過分積極的公民在自由民主國家是不可取的。
當下中國的網絡社會與民粹化政治表達
截止2014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達6.32億，其中手機網民規模5.27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46.9%。網絡尤其移動終端的發展大大提高了人們獲取信息和政治參與的便捷，鄭永年稱之為“數字賦權”。薩拉·基斯勒等人提出“社會線索縮減”概念解釋網絡行為，“計算機中介交流中的線索減少會導致更多放縱的和反常規的行為，而這將致使更多極端的觀點被表達，……可能是因為他們的去個體化，還可能是因為他們關注的是信息而不是其他的社會背景”。
技術賦權和社會線索縮減均由網絡技術所致，國內很多學者也常用它們解釋網絡民粹主義的起因與表現形式。為何網絡技術比我們更先進，網絡控製更鬆散，信息社會更成熟的歐美發達國家卻無突出網絡民粹主義呢？網絡隻是搭建了一個平台，至於表演什麼劇目，還是取決於其社會提供劇本。因此，需要從網絡社會與當前的社會結構形態的關係尋找答案。
中國大眾社會社會是否已經發展成公民社會？一是原有群眾組織的發展情況，二是公民社會發展狀況。
文革中官僚組織破壞嚴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恢複和重建，動員體製得以恢複和發展。但與以往不同，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來，經濟發展又需要秩序，所以動員體製的角色主要轉移到發展經濟和維持穩定上來，盡管它仍然保持了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為政府主導型的，這會嚴重削弱作為“體製內”的群眾組織其成員的利益代表功能，比如國企改革，大量工人下崗，工會要求工人站在國家立場接受命運安排。再加上難以避免的“寡頭統治鐵律”，以及官員腐敗的多發，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公信力和認同。所以它們很難承擔起公民社會中的角色與功能。
公民社會發展如何呢？中國學者大多用公民組織數量及其活動指數作為指標度量公民社會發展程度，認為中國公民社會已經形成。俞可平認為到2007年社會組織有8031344個，其中工會等八大人民團體的基層組織數量為5378424個，……學生社團、社區文娛團體、業主委員會、網上社團等各種草根組織數量為758700個，其中占總數近67%的工會等八大人民團體，政府並不視其為民間組織，其他社會組織總體上看比較“高大上”，而近2.69億農民工基本上屬於無組織狀態。絕對值雖大，但和13億多人口相比，並不多。這些社團組織成員集體行動的頻率以及其成員參與頻率，反映了社會資本和公民社會的質量，但目前學者多強調公民社會組織的行為對政治的影響，多以質性概述，缺乏數量統計。所以王名強調中國在“走向公民社會”。總體上看，我國社會形態仍然是大眾社會。
原子化的個人，往往可能因為某個事件，受社會道義和公正感驅使，積極參與政治，線上圍觀，線下騷亂，這是網絡社會新的表達形式。網絡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相結合，由線上走向街頭，每每遇到中外緊張的事件，便會挑動大眾的神經。當然網絡對政府也是公平的，他們也可以動員民眾支持，但由於政府公信力下降，除了在民族主義議題上有操控能力外，很難一呼百應了。
民粹化表達充滿著反體製、反精英和破壞性。比如“藥家鑫事件”。公民製度化的表達空間是狹小的，而原子化的個人的力量又是弱小的，網絡空間為無力、無奈的個人提供了表達機會，為了贏取旁觀人的支持，形成多數壓力，訴諸民粹主義話語是非常好的選擇，借助直覺正義和怨恨，能夠很快地將旁觀者動員起來，而且矛頭對準了體製以及為其辯護的專家，支持他們的專家則贏得一片“讚”，容不得質疑。在這種社會背景下，新左派思想興起，采用革命話語，美化階級鬥爭和群眾專政，仇富、罵官、反智為其標簽。民粹主義動員起來的大眾，訴求的不是利益而是公正，所以不接受妥協，即便政府合理處理了事件，並不能消除社會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