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眾社會到網絡社會
公共治理
作者：周汝江
【摘要】改革開放之後，社會多元、市場發展等改變了原先簡單的社會結構與生態，但由於社會矛盾的增生，民眾的怨恨由階級仇恨轉變為因機會、收益不均而誘致的怨恨，而網絡空間的出現為民怨的表達提供了便捷的渠道，大眾社會的民粹主義的集體記憶再次被喚起。治理民粹主義需要借助多元社會團體的力量，創新社會治理。
【關鍵詞】大眾社會 網絡社會 民粹主義 社會治理
【中圖分類號】C0 【文獻標識碼】A
隨著信息技術進步，網絡社會釋放出巨大的公共空間，政治表達和參與呈爆炸性增長之勢，其中的民粹主義現象日益引起學者的關注。學者們普遍意識到了網絡民粹主義對政治與社會的危害，它根植於社會對立（多用兩極分化、官民矛盾等描述）以及網絡社會的開放性與虛擬性等，解決方案多強調公民教育、輿論引導以及網絡治理等技術性手段。①文章認為民粹主義鑲嵌於近代尤其新中國之後的社會結構的變革和發展中，並隨之發展，由此需要探索一種社會治理的解決路徑。
大眾運動與大眾社會
19世紀歐洲工人運動洶湧澎湃，馬克思從中看到了社會變革的力量，並創立了社會革命理論：根據掌握生產資料的有無，社會分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大對立的陣營，無產階級在具備了階級意識後，由“自在階級”發展為“自為階級”，他們采取革命行動，建立共產主義。這裏階級集體行動的關鍵是階級認同，馬克思認為階級認同優先於或決定其他社會認同的，因為剝削關係決定了其他社會關係。而20世紀70、80年代以來，社會運動完全呈現出新景象，各種以環保、反墮胎、同性戀、反全球化等為議題的集體行動此起彼伏，人們為各自的認同進行鬥爭，爭取支持者，這種認同政治實際上是“小眾政治”，他們隻是多元社會中的一種少數人，既不同於19世紀的工人運動，也異於20世紀前半葉的大眾運動。
大眾運動表現為：在一定時期一個國家的大規模人口，受國家或精英的動員，積極直接地湧入公共領域。大眾直接參與政治，並不是為了個人利益或價值，也不是哪個階級或社會集團的利益，而要麼是民族的或國際問題與事務，要麼是抽象符號或者由大眾媒體所傳播的其他觀念，其特點就是遠離個人的經驗和日常生活。②所以大眾運動的結果往往是威權國家。一些學者尋根究源，形成了大眾社會理論的兩大知識來源：一是對歐洲（特別是法國）19世紀社會革命性變革的反應，它們強調大眾在政治生活領域的出現，破壞了傳統精英價值，使得社會墮落、混亂，屬於貴族主義批判立場，代表人物如加塞特、勒龐等人。二是對20世紀極權主義的反應，特別是俄國和德國的，大眾被政治精英操縱，威脅自由民主社會，屬於民主主義立場，代表人物有曼海姆、阿倫特等人。③
托克維爾最早發現了大眾的危險性以及人們日益平等化所致的社會脆弱性，“他們在自由平等出發走向無政府狀態的大路的一旁，終於發現了一條不可阻擋地使人走向受奴役的小道。”④盡管托克維爾沒有使用大眾社會這一詞彙，其思想還是被視為大眾社會理論的濫觴。正式使用大眾社會這一詞的是曼海姆，“凡是在有機的公眾解體的地方，作家和精英便直接轉向廣泛的大眾。其結果，與通過被稱為‘公眾’的社會單位的那種中介來行事時相比，他們更易於受大眾心理法則的支配。”⑤
20世紀50年代後，威廉·孔豪瑟在前人基礎之上，將社會分為四種形態：共同體社會、多元社會、極權主義社會和大眾社會。大眾社會是指大眾與精英之間相互影響或操縱的可能性都非常高的社會。極權主義社會是指精英容易操縱大眾而反之則不可的社會，盡管結構上與大眾社會一樣，比如法西斯國家、蘇聯等。⑥
毛澤東時代的動員體製與民粹主義
新中國建立後要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同時還要實現經濟趕超，完成民族複興。這兩個任務都需要動員大眾積極參與。中國大眾社會的形成與現代國家建設的進程幾乎同步，一方麵要摧毀原有的社會網絡，另一方麵要有新動員組織與機製來填補，形成新國家的治理機製。傳統上中國國家政權向下擴張到郡縣為限，由於管轄區域過大，以及政府能力和治理手段限製，為廣大鄉村社會提供了自治空間，由宗族組織、鄉村精英以及宗教性團體與國家分享權力。經過近百年的發展，中國市民社會已具雛形，無怪乎共產黨進駐上海不久就和資本家進行了一場遭遇戰。不難看出，共產黨根據意識形態和道德訴求進行國家建設，就必須清除舊有的社會組織和傳統社群認同。經過改造後，社會呈現出這樣一種麵貌，社會是高度均質的，人們的同質性在增強，國家將個體納入了官僚體係，每個人直接麵對各級國家機關，缺乏居間起緩衝作用的社會組織。
動員機製寶塔式網絡化的組織體係為核心，以其周圍的群眾組織為輔助，他們可以從上到下、從中心到外圍，將黨和國家的號召傳達社會每個角落和個體，將民眾組織起來。這種嚴密的組織動員體製是由中國的社會結構決定的，“由於沒有哪一個階級能夠獨自擔負起重構秩序的重任，這就需要一種強大的以軍事為後盾的政治勢力，通過大規模的政治動員，組織最大多數的民眾起而抗爭，完成民族自決的曆史任務。”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