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農業轉移人口政治權利平等。在中國，戶籍是區分城鄉居民政治權利的基礎，由於戶籍的局限，大量進城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尚未獲得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其與城鎮原居民在政治權利上嚴重不平等。實現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就必須賦予農業轉移人口與城鎮居民同等的政治參與權、被選舉權、參政議政等權利。
三是公共服務全覆蓋。當前，我國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基本上都與戶籍掛鉤，是城鄉分屬，由此導致農業轉移人口往往不能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權益。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過程，就是逐步實現農業轉移人口在就業、教育、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權益與城鎮居民一致、消除對農業轉移人口在公共服務方麵歧視的過程。
四是綜合文化素質的提高及廣泛的社會認同。目前，農業轉移人口受教育程度和綜合文化素質較城鎮居民偏低，接受職業技能培訓機會較少，與市民有較大差距。這種文化素質差距不僅影響農業轉移人口的職業選擇，加大收入差距，影響其城市歸屬感，也會使社會對農業轉移人口產生偏見。為此，要實現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需要幫助農業轉移人口提高工作技能、文化教育水平等方向的綜合素質，使其真正融入城市社會，真正樹立對城市的歸屬感，在心理和觀念上首先實現自我認同，這樣，社會對農業轉移人口的心理歧視和偏見也會逐步消除，得到廣泛的社會認同。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的實現，是進城農業轉移人口與城市原居民融為一體的主要特點。
城鎮化與農業人口遷移的作用關係
農業人口遷移是城鎮化進程的重要特征，包括美國、日本在內的發達國家的城鎮化過程都是以農業人口遷移為基礎的。科學引導人口遷移，使人口遷移與產業布局、城市規模和公共服務統籌聯動，能提升城市化率與城鎮品質，城鎮化質量提升又明顯帶動自身的人口遷移效能。
城鄉一體化推動現代農業產業體係發展。在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真正快速發展是從20世紀80年代的農村土地承包製度改革開始，到現在以推動農業的經營規模、促進土地的流轉和集中為手段推動農業人口轉移，城鎮化與現代農業體係建設已進入良性互動發展時期。
現代農業體係不僅指農業機械化、信息化，還包括農業生產規模的擴大，隨著我國的城鎮化建設，鼓勵和用經濟手段引導農民落戶城鎮，剩餘的農業人口將會擁有更多的耕種麵積，小規模不專業經營的小農經濟也會逐步減少，慢慢發展成為適度規模的農業經營，現代農產品安全所要求的標準化和全過程監控也能得以實現。
從城市中把適於農村發展的產業引向農村，提高農村工業化水平，讓產業聚集帶動人口聚集，人口聚集推動服務業發展和設施改善，最終實現農村發展成為小城鎮。而傳統農業產業可以利用城鎮的市場作用優勢，提高農業產業化經營水平，推動農業生產規模擴大，農民可以在產業的各環節中就業，這是現代農業發展的途徑，也是有效轉移農業人口的途徑。
現代農業產業體係助推農業人口遷出農村。以增加糧食產量為主要目的，主要通過農業機械化推動的農業現代化進程大大提高了農村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從而節約出了一大部分農業人力資源，他們成為農業人口遷出農村的推力。提高農業的產業化、規模化經營程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才能使農業剩餘產品增加，而發展現代農業的前提就是減少農業人口，增加人均耕種麵積，簡言之，就是農民想要增收就必須有一部分人遷入城鎮，到工業或第三產業部門就業。
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和工業化帶來的農業人口遷入拉動城鎮化進程。城鎮化的發展動力首先來自兩個前提，第一個前提是農業的發展，農業產品的剩餘可以為城鎮人口提供充足的糧食；第二個前提是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出現農業勞動力的剩餘為城鎮工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勞動力的後備大軍。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工業的發展，工業帶動第三產業的發展則為農業剩餘勞動力提供了新的就業機會，對農業人口遷入城鎮形成了拉動力。其次，工業與農業之間收入水平的差距也是導致剩餘農業人力資源向工業、服務業流動的原因。
農村轉變形成中心鎮模式。我國的城鎮化方向不是簡單地農業人口遷入城市，還包括大力發展農村中心鎮。機械化、集約化農業生產方式不僅為城鎮提供了勞動力資源，最重要的是提高了農業生產率，增加了農民收入。農村、農民的消費能力提高，將會催生促進服務業的繁榮，第二、三產業的發展又會增加就業機會，聚集人口，促進中心鎮、農業社區的形成。
我國農業人口流動現狀
農村勞動力外流。農民工產生原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改革傳統計劃經濟體製，轉變經濟發展戰略，推進工業化、城市化和經濟市場化，可我們采取的是“漸進式”的改革方式與非城市化的農村工業化戰略，造成了現在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的狀態。工農業的價格剪刀差也是農民流向工業就業的重要原因。
劉傳江、辜勝阻等學者認為，我國從實施聯產承包責任製以後糧食產量大幅上升，但人地關係愈加緊張，加上城鎮的初步開放，共同簇生了農民工這一群體的產生，同時地區間發展差異又加大了農業人口的流動，甚至出現民工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