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開始施行國家公務員製度，“凡進必考”，政府工作崗位逐漸向社會開放，一些基層公務員的招錄條件更是明文規定報考者需要有基層工作經驗，包括在企業和其他非公部門的任職經驗，從而促進了社會各界人員向政府部門的流動。但在人們眼中，這種基層公務員麵向社會公開招錄的情況並非是典型意義上的人才在公私之間的流動。典型意義上的公私之間的人員流動是指具有一定層級的人員的交互流動。目前，除了前述的由政府部門向非公部門流動外，由非公部門向政府部門流動則極為少見，因為它受製於幹部管理體製。根據現有的公務員管理相關製度的規定，主任科員以下級別的公務員崗位出現空缺時，由公開考試錄用進行填補，而主任科員以上級別的公務員的職位空缺，除了通過下級公務員晉升填補外，還可以從其他部門調任，基本上是從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的領導幹部中調任，這實際上仍然屬於體製內的人員流動。此外，我國的公務員製度與西方國家公務員製度存在一個重大的差別，即不將公務員分為政務類公務員與事務類公務員。但我們存在政府組成人員與非政府組成人員、領導職務與非領導職務公務員這樣的劃分，政府組成人員與非政府組成人員之間、領導職務與非領導職務公務員之間可以相互轉換任職。也就是說，在我國不存在從非公部門向公共部門調任的製度空間。
綜上所述，中國政商旋轉門與西方政商旋轉門的最大區別在於，前者基本上是一個單向度的流動，而後者則具有明顯的雙向流動的特征。
不健康政商轉換的弊端
人才在政商間轉換本來無可厚非，但在中國，這一現象受到原因在於存在著不健康的人員流動和轉換。人們用“政商旋轉門”來形容一些人通過職業轉換謀取不當利益，使這一詞語被汙名化而成為貶義了。大致來看，目前不健康的政商旋轉門主要存在以下弊端：
第一，存在嚴重的利益輸送，以權謀私，為腐敗留下重大隱患。一段時期以來，不少政府官員和其他公職人員尤其是承擔一些決策責任或者參謀責任的人員到上市公司或其他企業擔任獨立董事，或者辭職後到原與其有工作業務聯係的企業擔任管理職務，或者為了規避公務員管理的有關法律規定而采取迂回的策略變相到這些企業任職。凡此種種就極有可能存在利益輸送，如利用官員的身份或與官員身份相關的信息優勢，在諸如稅務、金融、管製、財政支持等方麵為所任職的企業謀取利益，或者讓這些企業獲得比其他企業更多的信息便利，提前進入或退出某些市場領域規避風險而獲得“壟斷租金”作為回報，企業會為這些官員或離職官員提供豐厚的報酬，從而助長了腐敗現象或變相腐敗。一些官員雖然不掌握決策權力，但卻擁有重要的人際資源，可以為企業打通與政府之間的溝通渠道，方便企業去政府部門“尋租”，而具有了利用價值。對於大多數公務員而言，其專業優勢是從事公共政策的製定和執行，而對企業的經營活動則是十足的門外漢。企業為什麼會向你伸出橄欖枝呢？不是因為你懂得企業經營和管理方麵的知識和能力，而是看中了你身上所蘊含的某種能為企業帶來利益的權力和人際資源。因此，從根本上來說，不健全的政商旋轉門是通向政商勾結和錢權交易的腐敗之門。
第二，導致企業之間的不平等競爭，破壞市場環境。一個好的市場競爭環境應該是所有企業在法律麵前一律平等的環境，彼此之間憑實力贏得競爭優勢。但在不健康的政商旋轉門環境下，某些企業因與某些官員之間的非正常關係而獲得了在政策、信息和其他資源要素的便利條件而在競爭中取勝，而其他企業則由於沒有這些便利而增加了交易費用甚至被淘汰。久而久之，企業會群起效仿，將精力用於投機鑽營上，而不是努力增加自身產品的技術含量、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改善管理經營機製。如果任由這種趨勢蔓延，整個市場將會失去活力，淪為公權力的俘虜。
第三，導致公共政策的失敗。在市場經濟體製下，政府不直接幹預企業的經營活動，但可以通過製定產業政策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如製定市場準入門檻、規範產品質量標準、通過日常的監管查處一些違法經營行為、通過建立退出機製淨化市場環境等。但欲使這些宏觀調控手段發揮建設性作用，需要依賴具有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的公正廉明的政府工作人員。但在不健康的政商旋轉門下，官員與企業之間有了利益關聯，將會導致公共政策的失敗，包括為某些企業量身定做市場準入門檻，不管是放低門檻還是提高門檻都以關聯企業的利益為轉移；有意讓某個企業製定產品質量標準，使它淩駕於行業同仁之上；在日常監管中，通過事前通風報信、事後公關行賄等方式逃脫違法處罰；置違法經營活動於不顧，使退出市場機製形同虛設等等。
第四，毒化了公務員的為官心態，惡化了商業人才的成長環境。由於存在不健康的政商旋轉門，使一些掌握資源配置權力的部門任職者存在順暢的職業轉換通道而左右逢源，公務員便會熱衷於向這些熱門部門和職位流動。同時，由於政商旋轉門帶來的利益和好處在很多時候比直接受賄等更少受到法律的規範，多屬於灰色地帶，從而使一些官員在獲得利益交易後而更加心安理得和有恃無恐。如果聽任這種“門”繼續旋轉下去，必將助長“官而優則商，官而優則富”的為官心態，而喪失公共責任。它也會毒化商業人才的成長環境，因為企業管理人才發現，自己再能幹也不如政府官員的權力管用，而使他們灰心喪氣，或者助長他們攀附權勢的企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