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性看待官員辭職現象
特別策劃
作者：郭文亮 何旗
【摘要】辭官雖是個人行為，有其合理性，但辭官的背後卻暴露出了目前的用人體製機製問題，如果不理順這些體製機製問題，既容易造成體製內精英的流失，也不利於官場生態建設，更不利於社會和諧穩定發展。文章認為應對之道在於，既要轉變“官念”，讓公務員回歸職業本性，又要從公務員管理體製機製方麵改革和創新。
【關鍵詞】官員辭職 原因分析 評價 改革對策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識碼】A
在當前中國的政治生活中，官員群體由於工作性質、身份、地位等的特殊性，官員辭職一直是備受矚目和飽受爭議的話題，有些官員因自身彰顯出的種種特質或“個性”，其辭職引來社會公眾和諸多媒體的廣泛圍觀。透過眼花繚亂的辭官現象，探究辭官動因，洞悉辭官現象背後官場生態、體製改革發展的深層次變化，對於我們冷靜思考中國公務員管理體製未來改革方向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官員辭職究竟為哪般
通過與一些官員交流以及從網絡和新聞媒體的報道當中所獲取的信息來看，官員辭職的原因千差萬別，既有個人因素，也有體製因素，更與當時的政治氣壓密切相關。具體來說，表現在以下方麵：
對待遇不滿意。阿裏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曾直言不諱地說，員工的離職原因林林總總，隻有兩點最真實：錢，沒給到位；心，委屈了。盡管馬雲這話是針對企業員工說的，但同樣適用於官場中人。對很多官員而言，做公務員首先是一種謀生的職業，然而，目前公務員的薪金待遇確實不高，特別是近年來公務員的工資收入並沒有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增長。從變化趨勢看，近年來公務員工資是相對下降的，以至於很多官員都麵臨著“薪酬窘境”。在經濟待遇得不到滿足，造成生活壓力較大的情況下，極易促使一些官員離職，繼而尋求收入更高的職業。
晉升機會有限。一般而言，大多數官員在為官之初，都懷揣著遠大的從政目標，希望踏上仕途金字塔的理想台階，有的官員甚至製訂了諸如5年內升正科級、10年內升正處級、20年內升正廳級之類的進步目標。然而，由於不同台階的職數限製及模糊的晉升製度等諸多因素，絕大多數官員又會遭遇到不同類型的晉升“天花板”。有數據顯示，能夠升至處級的中國公務員有60萬，其中隻有6000人可以成為廳局級後備幹部，至少需要11年才能升到正廳局級。①而所謂“30為官、40靠邊、50閑差”即是對官員晉升難這種狀況的真實寫照。事實上，一些官員之所以選擇在縣處級甚至廳局級崗位上辭職，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再往上升空間太小、難度太大”。麵對狹小的晉升空間，一些官員尤其是在一定領導職位上的官員也會權衡自身繼續在官場發展的前景。既然沒得到晉升機會，他們很自然會萌生出“不升就走”、“另謀高就”的念頭。
還有別的人生夢想沒有實現。“不忘初心，回歸理想”，也是當前一些官員辭職的直接因素。有部分官員在從政為官之前，就對自己的人生職業懷有一顆初心，如創業做老板、做老師、當醫生、當律師等。他們當初選擇進入公務員隊伍並非是出於個人理想或真實意願，而是礙於家庭的利益、尊榮或親朋好友的勸說。但從政以後，驀然回首，發現初心依舊在那“燈火闌珊處”，而繼續待在公務員體製內不僅難以實現最初的夢想，反而還會使夢想漸行漸遠，於是“為圓夢想”毅然離開。這類官員辭職不為別的，隻為實現自己心中長久以來的夙願。如北京市昌平區原區委書記關成華重返大學校園，潛心讀書、觀察、思考；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原司長王振耀辭職後重返學校，從事心儀已久的公益研究工作，等等。不為“良相”，願為良醫、良師……，即是這些官員辭職動因的真情流露。
“為官不易”。客觀地說，有一些官員辭職，主要是因為“為官不易”。十八大以來，中央“八項規定”深入推進，反“四風”力度加大，並大力推進行政體製改革，推進簡政放權，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同時，黨內外對各級官員監督標準的不斷“加碼”，規範公務員工作生活的各種禁令頻出。
可以預期，未來官員們所麵臨的“禁令”、“高壓線”將有增無減，而“當官難”、“難當官”也已成為了一種新常態。在此大背景之下，一些官員開始感歎“為官不易”，認為“管的嚴了，當官難了”，當官當的“委屈”了。“官不好當”自然而然會促使一些官員產生“不想當”的想法。此外，從新一輪官員辭職的時間節點來看，幾乎都發生在中央“八項規定”實施以後，這也表明，官員辭職一定程度上與十八大後官場大環境的改變有關。
反腐的壓力。從現實來看，一些官員辭職也與十八大以後形成的反腐壓力有一定關係。新形勢下，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以“零容忍”的態度持續高壓反腐，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並逐步推行官員財產申報製度，加大了查處裸官的力度，將一連串腐敗官員拉下馬來。在此大背景之下，一些腐敗官員惶惶不可終日，害怕自己的罪行有一天被揭露出來，眼看中央反腐之勢不可阻擋，便借著辭官替自己洗白或逃避追責。
此外，也有部分官員盡管不涉及貪腐，但本身屬於“問題”官員—“裸官”，為規避組織清理而選擇辭職。
如何理性看待官員辭職現象
隨著辭職官員的事跡越來越多，毫無疑問，一場關於“如何看待官員辭職”的熱烈討論迅速掀起。通過觀察和梳理發現，最具有代表性和爭議性的議論往往聚焦在兩個話題上麵，即“越來越多官員辭職是否正常？”、“新一輪官員辭職現象是否到來？”對此，我們認為，不宜作出“是”或“否”的簡單認定，而應理性看待，並視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
越來越多官員辭職是否“正常”？辯證地看，官員辭職，對於政府和公務員係統來說，既有正常的一麵，又有不正常的一麵。就正常的一麵來說，一是任何職業都有“吐故納新”，並非官場“專屬”。從職業流動層麵來說，官員辭職與其他行業員工辭職沒有本質差別，都是職業的重新選擇。在思想日益多元、選擇愈發多樣的當今社會，包括公務員在內的任何行業，從入職到成長的過程中，工作崗位的變化，都是相互適應、相互選擇的，崗位有出有進、有去有留，實屬正常現象。一些官員辭職流出公務員體製，同時也利於吸納優秀人才進來。
二是既有利於組織新陳代謝，也有利於個人自由發展。推動幹部“能進能出”、“能上能下”是實現組織新陳代謝的重要方式。官員辭職從一定意義上說，也是幹部“能出”、“能下”的一種渠道，對於優化幹部隊伍結構、激發體製活力有著重要作用。作為個人選擇，官員辭職從事與自己的專業背景、性格特點相匹配的職業，也能更好發揮自身優勢和特長，達到工作提升和個人價值實現的雙贏目標。這不僅利於辭職官員的職場發展，也符合國家對公務員隊伍的治理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