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離職動力來源分析
特別策劃
作者：周贇 趙暉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總共發生過三次較集中的官員辭職現象，往往都出現在政治經濟發生重大調整的曆史節點。這預示著官員辭職與政府戰略的調整與社會發展的需要有著莫大關聯，進而可以發現官員辭職的動力就是由政府變革的推動力與社會發展的吸引力所組成。隻有當官員辭職成為社會新常態，才能推動政府變革的現代化、促進人力資源流動從而激發創造力，最終為社會發展注入持續的活力。
【關鍵詞】官員辭職 政府變革 社會發展 互動關係 製度設計
【中圖分類號】D6 【文獻標識碼】A
自2013年以來，官員辭職愈加增多，據有關數據統計，全國各地至少有35名科級以上官員主動提出辭職，僅就2015年來說已有10名官員主動離職，諸如包括山東省濟寧市市長梅永紅、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等在內的多名廳局級幹部，這些官員的辭職引起了社會各界廣泛的關切。官員辭職原本隻是正常的職業轉換，也是官員作為公民依法享有的一般權利，但是由於官員是擁有公共權力的特殊群體，所掌握的信息資源使他們通常對政治氣候和社會環境變化保持異常敏銳的觸感①，從而他們的離職往往牽扯到許多社會公共問題以及預示著社會環境的變化，所以一般公眾對於官員辭職的現象往往都予以高度關注。
官員辭職的曆史梳理
官員辭職與社會具體的政治環境、經濟環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某一時段集中辭職現象的形成與當時的社會發展狀態有著密切的關聯，因而要闡釋官員辭職現象就必須從曆史的角度來觀察其所處的社會背景及其變遷。
20世紀80年代，在黨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以及十三大提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思想引導下，中國從引入市場機製完善計劃經濟到有計劃地發展商品經濟，社會開始逐步擺脫以往單一的經濟模式，建立以公有製經濟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經濟結構。中國處在了社會轉型的曆史轉折點上，與之相對應的必然是需要大量人才去推動改革。然而當時中國剛剛走出計劃經濟時代，國家人力資源配置處於嚴重畸形的狀態：眾多人才精英都集中在政府機關，造成政府人力資源過剩、人浮於事的現象，與之相反的是，社會上人才相對匱乏，人力資源結構的失衡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再加之中國被幾千年的“官本位”思想所浸染，“學而優則仕”仍然是精英人才的第一選擇，機構內人才幾乎沒人願意去市場冒險。政府為了配合經濟發展的需要，主動承擔了調整人力資源配置的任務，鼓勵官員到部門下屬的單位和國有企業擔任領導，政策上基本屬於體製內原有編製的平移，最終促成了這一波大規模的官員辭職現象。
經過80年代引入市場機製的商品經濟發展，經濟活動的自由度得以提高，經濟環境日益變得多樣化從而帶動社會各方麵的進步。市場展現了其獨特的魅力，市場的價值得到了多數精英人才的肯定，政府機關的人才紛紛萌發了跳出體製到市場中去的想法。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中國確立了發展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這給當時處於思想萌動期的精英們帶來了莫大的激勵。由於人力資源市場尚未完全形成，僅靠市場調節無法起到示範作用。為達到最大限度為市場發展補充人力資源的目的，政府采取了“停薪留職，隨時可回原單位工作”的政策來推動官員主動從商。據人社部的數據顯示，1992年有12萬公務員辭職下海，1000多萬公務員停薪留職。②
2000～2003年中國的經濟環境再次發生了較大的波動，經過十年左右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配置作用日益加強，多種非公有製經濟的發展壯大也在逐步豐富與完善經濟結構。黨的十五大提出“對個體、私營等非公有製經濟要繼續鼓勵、引導”、十六大提出“健全現代市場體係，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的政策下，市場經濟日益活躍，私營經濟處於經濟政策寬鬆的快速發展時期。市場所蘊藏的巨大潛力經過十年的積澱，再次迸發出難以阻擋的力量，它為社會創造了大量財富從而吸引了精英們的注意。與此同時，政府機構開始精簡編製內的人員，客觀上為進一步釋放市場活力帶來了大量人力資源動力。官員以辭職或者提前退休的形式徹底離開了體製，進入民營企業（多為上市公司）擔任高級經理人以此經營從商，在此形勢下最終形成了全國各地一萬多名科級以上的幹部辭職經商的官員辭職現象。
官員辭職動力：政府變革推動力與社會發展吸引力
官員辭職作為中國特殊群體的職業流動現象是國家人才資源結構的戰略調整與由市場驅動的社會轉型發展需要彼此相互作用的結果。具有政治、經濟雙重意義的官員辭職回應與傳達了社會深層次變革的信號，體製內與體製外的兩股動量在共同推動著官員辭職。
官員辭職的動力就是來自體製內政府變革的推動力與體製外社會發展的吸引力，它們在社會轉型發展的不同曆史時期，交替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從而共同推動了官員辭職現象。隨著社會經濟的轉型，與政府變革的推動力相比較，社會發展的吸引力在不斷強化：80年代官員辭職主要是由體製內推力促成的，而體製外拉力所起的作用較小；1992年政府變革的力量依然強勁，但是社會吸引力所起的作用也得到了提升；2000～2003年發育逐漸成熟的社會所展現的吸引力成為了關鍵，而機構的變革隻起到了策應與協助的作用。官員辭職在受到體製內推力作用的情況下，與市場作用日益強大的社會發展也越來越緊密相連。政府變革的推動力隻是官員辭職內在動力的一個方麵，而更為重要的是由經濟發展推進社會環境的優化所造就的吸引力。政府變革的推動力、社會發展的吸引力，以及由兩者彙聚而成的官員辭職動力是在政府、社會、官員三者之間平衡協調下產生的。
官員辭職、政府變革與社會發展的互動關係
官員辭職是市場經濟發展下人才自由流動的現象，也是人力資源配置的優化結果，它既反映出職業結構的多樣化，又折射出公民擇業的自由程度。然而有一種觀點認為，官員辭職造成的人員流動會導致政府機關的人才流失，製約政府創新進取與革新發展的動力，對機構運轉乃至社會發展造成負麵影響。通過觀察曆史發現，官員辭職是與國家的經濟推進、政治改革以及社會價值觀念的轉變相適應的。官員辭職所帶來的人員流動不僅是隨著社會的進步必然要發生的結果，也同樣是衡量一個政府現代化程度的標誌。官員辭職、政府變革與社會發展之間並不是矛盾對立的關係，相反他們之間存在著相互促進的聯係。
官員辭職可以推進政府變革以此提升政府自身的優化能力。政府掌握著國家大部分資源，而有權對這些政治、經濟資源進行調配的則是官員隊伍。由於曆史原因掌握龐大資源而又沒有適當的製約，使得官員作為“為人民服務，為公共服務”的崗位被賦予了不適當的職業優越感，從而脫離了其原本作為一種普通職業的本質進而被異化為特殊體，造成了社會大眾對於官員職業的畸形崇拜。大量社會精英紛紛湧入政府導致了人員超編與機構冗員，從而對機構本身形成了一種束縛：龐大的官員隊伍會逐步形成官僚利益集團從而窒息體製內變革的活力，而且還容易誘發腐敗而敗壞風氣、滋生例行敷衍的惰性。穆勒認為，“如果一國之內所有才俊都被吸納入政府，那麼政府本身的精神活力和進取之勢遲早就會喪失……如果不想讓我們的機構陷入腐敗，那麼，這個團體就切不可把能夠塑造和培養人類政治治理所需之才的所有職位，都完全包攬在自己手中。”③為避免過剩的人才聚集於政府從而引發問題，最有效的辦法就是促進政府與社會之間的人員流動，它將有利於政府進行自我調整與創新，有利於政府消除權力腐敗與官僚主義，有利於政府更換新鮮血液保持自身活力。因而最重要一環就是促使官員辭職成為一種常態，持續優化政府與社會之間的人才配置、保持人才的自由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