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辭職將不適應機關職業生活與工作要求，卻能在專業性與技術性更強的領域發揮作用的人才推向了社會，將人才調配到了最適合其天性發展的崗位，整個社會也就步入了高速發展的軌道。橫亙在政府與社會之間對於人才資源的需求矛盾，通過官員辭職這種人才自由流動的形式而化解，同時也解決了人力資源結構不均衡的難題。這也從側麵反映出，調配國家資源的權力（主要是人力資源配置的權力）在逐步地回歸於社會，市場將自動調節各個行業之間精英人才的流動。其意義不僅僅局限於官民之間的身份轉換趨於常態化，更重要的是讓社會擁有了更多自由權利，使社會各種職業都能展現出自身的吸引力，適應不同類型的人才需求進而讓公民在擇業時具備更多意誌自由，這無疑對社會的文明進步發揮了關鍵作用。通過推動官員辭職將官員這個長期在中國社會被特殊化看待的崗位，褪去它不應具有的光環以此回歸普通職業的行列從而所起到示範作用的影響，促使民眾尤其是國家的碩學俊彥與精英天才，不再單單把進入仕途以此謀求高升並將其作為人生進取的唯一目標，而是將理想投身於能夠促進社會進步的各行各業的事業發展之中，進而開啟其天賦、健全其人格、自由其意誌，那麼組成這個社會的每個人的才華與心智就會得到充分的培養與鍛煉，進而人的活力與潛能就會得到激發、創新思維就會得到拓展，最終也就會形成一股無法阻擋的強大動力來推動社會發展。
官員辭職通過促成政府變革與社會發展而使政府與社會受益，同樣政府變革的推動力與社會發展的吸引力也在促使官員辭職逐步常態化：隻有當政府機構擁有改革進取的決心與行之有效的措施來推動體製內人員的分流，隻有當社會經濟發育成熟、職業環境得到改善、價值觀念回歸理性，從而形成強大的吸力來誘導體製內人才流向社會，官員辭職才能以社會職業流動的常態現象而出現。在這三方關係中最為關鍵的就是社會發展所起到的作用，它的變化最直接促動到其餘兩方。舉個典型的例子，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波及之下，從2009年起民營企業的生存環境惡化，從而造成民營經濟發展的困境，同時由於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加快，結構性失業因素的增加形成了就業市場巨大壓力，最終影響到經濟發展以及職業結構的多元選擇。基於職業的穩定性、職業的經濟收益、職業的社會認同等因素考慮，回到體製內工作又成為了人們擇業的第一選擇，一度被弱化的“官本位”思維再度被強化，隨之公務員報考熱潮逐年攀高，促進人員雙向流動的官員辭職被力求隻進不出的“官本位”思想影響下的報考公務員熱潮所擠退。經濟發展的急劇變化引起了社會取向的轉變，重新拉開了體製內職業與社會其他職業在心理與物質上的距離。社會人才紛紛又開始轉向政府謀求工作，而體製內人員麵對不穩定的經濟環境也不願離開體製，這對於政府機構的變革來說無疑造成了困難。可以看出，雖然三方之間有互促的關係，但是社會發展作為一個關鍵變量與主要因素，在其與政府變革、官員辭職之間互動發展的聯係中，它對其餘兩者帶來了最為主動與直接的影響。
所以隻有當一個社會的市場經濟發展能夠長久保持活力，社會的創新能力與優化配置能力才能夠正常運作，國家人才資源的職業流動才能自由順暢，政府機構革新進步與自我調整的力量才能維持，最終才能促使官員辭職、政府變革與社會發展之間互動關係的良好發展。
官員辭職中潛藏的權錢交換以及過濾製度設計
有觀點質疑，官員辭職既然是正常的職業流動現象，為何離職官員集中湧向企業，而不是流向其他的社會行業？官員的確辭職後大多數都是以開辦企業、擔任企業高管等方式從商，鮮有人從事社會公益、科研教育或者文學藝術等其他崗位。據長江新聞統計，十八大以來主動辭職的35名官員，隻有4人分別選擇了務農、醫學、教育、文藝作為他們的新職業④，而其餘官員都統一進入企業。在官員辭職從商的背後是否隱藏著權錢交易？官商轉換的動機似乎並不那麼真切，原因還是源於官員職業的特殊性：作為中國社會掌握著國家資源的少數群體，崗位職責決定了他們有權力來處置這些資源，職業身份規定了他們是特定資源的依法“擁有者”，官員成為了公共資源使用位置的占據者。官員作為公人與私人的結合體，在某些情況下是有可能將這些公共資源私人化的，同時通過在機構長期工作時所建立起來的人際關係，還可以基於人情關係的利益聯結從而擴大公共資源私人化的範圍，所以官員身份是一種可以增值牟利的無形資產。這就為企業在與他們交往過程中，通過官員在將公共資源變為個人資產後與之交換，為非法竊取資源收獲利益提供了機會。
雖然官員辭職使自身與職業相分離，似乎附著於官員位置上的資源與權力也隨之消失，但是某些資源卻不是粘合在固定職位上，而是存在於作為位置占據者的個體上，不因離職而立刻消失，相反在一定時期內繼續跟隨個體，比如政府內部的信息資源與個體編織人情網絡與利益鏈的社會資本。這些資源是在任職期間直接或間接獲取或者創造的，官員辭職的權力及時性效應並不能立刻消散資源，相反具有相對的延時性：政府具有監督市場與調控宏觀經濟的職責，官員所接觸到的內部消息往往是還沒有對外公布或者還處在計劃階段的政策信息，即使在官員辭職之後這些信息依然可在後續一定期間內帶來經濟利益；官員因機構內部工作關係結成的人情網絡代表了他的社會資本，社會資本具有很大的符號效用—代表可以隨時發揮價值的潛力。林南認為，社會資本的潛力是“自我在必要時可以激活社會聯係並利用那些資源”⑤，從而使得官員辭職之後一段時期內，還可通過人際關係獲取資源。辭職官員利用這兩類資源繼續達成公共資源私人化的目的，為自己與企業帶來直接的經濟效用。辭職官員獲利的另一種方法是通過權力兌換，憑借在職期間運用公權來為企業不法謀取利益，並與企業達成利益上的默契，以轉換資本形式的方法將竊取的資源轉存於企業，等辭職後進入企業以領取薪金的方法來合法實現時間差上的權錢交換，這是辭職官員所擁有的剩餘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