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明顯加大了對於黨員幹部的要求，先是轉變作風，嚴格執行八項規定，繼而是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堅決反對四風，不僅各種不良風氣和散漫作風受到了打壓，而且原有的隱形福利也遭到了嚴格控製和削減；同時，中央反腐敗的決心和力度很大，老虎蒼蠅一起打，這就使得官員隊伍感受到了前所卻未有的緊張感和壓迫感。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完善並嚴格執行領導幹部親屬經商、擔任公職和出國定居的規定，對於“裸官”也提出了明確的限製。從嚴治吏、反腐倡廉已經成為中國政治新常態，過去當官旱澇保收的好日子一去不複返了。
如習近平曾表示，“如果覺得當幹部不合算，可以辭職去經商搞實業，但千萬不要既想當官又想發財，還要利用手中權力謀取私利，官商合必然導致官僚主義。”在這個從嚴治吏的高壓態勢下，又適逢全麵深化改革和推進法治國家建設，政府權力不斷精簡和收縮，官員的權力和權威進一步壓縮，受到的監督卻越來越嚴格，承受的壓力也越來越大。盡管受訪的辭職官員都聲稱自己並非受到八項規定的影響，但是十八大以來政治生態發生的明顯而深刻的變化是一個無法忽視的決定性背景因素。
中下層公務員待遇長期偏低。中國的公務員隊伍中以中下層級別的居多，他們的待遇長期偏低是個不爭的事實。據社科院《中國經濟前景分析（2014年春季報告）》披露的數據，2012年公務員平均年工資收入為46207元，已略低於城鎮單位平均工資。需要說明的是，這裏的兩處數據和排名都是對公務員總體的平均，這一平均實際上已經把中下層公務員的收入水平大大提高了。或許2015年因辭職而在媒體走紅的梅永紅說過的話最有代表性：“我所有收入加起來，才7000元一個月，誰相信啊？下麵的縣委書記、縣長一個月收入3000多元，還趕不上在工廠打工的。”
而對於中下層公務員來說，工資待遇低隻是問題的一方麵，他們在忍受低工資的同時，還要承受超負荷的工作壓力。加班、熬夜已經成為常態。而在經濟發展的大潮下，公司、企業的收入遠遠超過具有一定級別的公務員的收入，來自企業高薪的誘惑很難抵擋。
幹部任用晉升渠道不通暢。對於多數公務員來說，他們之所以能夠忍受工資待遇低、工作強度大等問題，在於他們看重能夠投身公共服務的這份自豪和榮耀。但是，盡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幹部的任用和選拔機製越來越公平、透明和嚴格，程序也越來越規範，但畢竟如願獲得晉升提拔的幹部畢竟還是少數。這一方麵是因為級別越高、崗位越少的組織法則在起作用，另一方麵也是由於幹部的自我認識和組織評價經常不一致，導致他們晉升的期望經常落空。這或者會使一部分幹部對於自己所從事職業的自我肯定和自信心大大下降，於是他們便開始另外尋求自我實現的途徑；或者會使一部分幹部開始質疑幹部晉升機製的公平性和公正性，感到心灰意冷，便蒙生去意。
幹部問責製的科學性不足。現代民主政治是責任政治，官員執政一定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對官員問責天經地義。但是當前中國對於官員的問責製顯然缺乏應有的科學性，既缺乏責任歸屬的細化，又缺乏製度化的程序。當前的幹部問責主要集中於能夠引起媒體關注的安全事故、群體性事件等，明顯帶有一定程度的選擇性。一旦發生了安全事故，往往是不問青紅皂白，隻根據屬地原則和分管負責原則，讓地方政府的主要領導或者分管領導辭職以謝天下。媒體導向的、帶有一定民粹主義色彩的幹部問責製，缺乏精細化責任區分，不合理的問責製所產生的過大壓力也是把一部分領導幹部推出體製的重要因素。
如何認識和評價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關於官員辭職現象出現的背景和原因的分析，是一個宏觀性的總體分析，並非所有辭職的官員都是出於上述列舉的原因。辭職官員的個人具體情況千差萬別，不能一概而論。從黨政機構和幹部製度的宏觀層麵看，此輪官員辭職現象影響如下：
第一，這是我國幹部隊伍的一次人才流失。這一輪官員的辭職，我們暫且不要簡單地作道義上的價值評判。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我們的幹部隊伍流失了一些人才，並且類似的人才流失可能在未來幾年還將會持續下去。如前所述，此次辭職官員中一些人中正是年富力強，都處在他們事業發展的最佳年齡和黃金時期，對工作業務比較熟悉，有能力，有經驗。中國不缺想當官的，但並不是所有想當官的都是適合當官的，都是我們期望的當官的。中國缺少的是，既想當官又具有工作能力和道德操守的官員。從這個意義上講，官員中優秀人才辭職無疑是中國幹部隊伍的人才流失。
第二，這輪官員辭職不會影響黨和政府的治理能力和行政效率。在中國，無論是在傳統社會還是在新中國，官員總是享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受到人們的普遍尊重，因此官員主動辭職就會被視為一種極其罕見的行為。這種人才流失，雖然令人遺憾，但還不至於對當前中國公務員隊伍的總體效率形成衝擊。這是因為：一方麵，此次官員辭職潮中的個案雖然令人關注，但是從數量和比例上還不足以影響到整個公務員隊伍的規模。另一方麵，我國的幹部隊伍總體來說還是有比較多的人才儲備，不會因為此次辭職潮出現人才短缺。同時，黨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和管理已經規範化，這些官員的主動辭職是按照一定的規則有序進行的，因而不會出現工作上的斷檔和卡殼的現象，各級政府的行政效率不會因此而有所下降，各級黨和政府對社會公共事物的治理能力反而會隨著法治中國的不斷建設而得到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