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清夢
那些年我才二十剛出頭吧，人長得漆黑、寡瘦，夢卻做得斑斕、闊大，一天一個，蔚為壯觀。多少年過去了，當初的許多大夢如今均已依稀、淡忘，獨獨一個文人夢，至今仍時時在校正著我人生的方向。
那些年我的生活主要是讀書和做夢———讀了書就做夢，做了夢又讀書，周而複始，循環往複。在書香與夢鄉的穿行間，一群穿著棉布長衫，帶著黑邊眼鏡的人物，屢屢打我眼前經過：他們在毛邊紙上做詩、作文；在舊樓房裏辦《新青年》《語絲》；二十幾歲三十出頭就在北平、上海或者昆明做教授；《晨報》《京報》《申報》的副刊隔天就能見到他們的名字；當官的、讀書的、賣菜的，見了他們都恭恭敬敬地稱先生———沈從文先生，徐誌摩先生，梁實秋先生，錢玄同先生，劉半農先生，魯迅先生，俞平伯先生……這些人物，我真正是愛極了他們。我幻想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成為這樣的先生———睿智，博學，儒雅，舒展。
於是，我決計要做一個文人。22歲那個春雨綿綿的季節，我有點豪邁也有點悲壯地辭去了收入不菲的差事，跑到嶽陽樓邊上開了一家書店———我有些天真也有些固執地認為，開書店實在是成就文人的最好途徑，也是成為文人以後的最佳職業。我想象，在我書店的內間，錢玄同先生、內山完造先生、朱自清先生、魯迅先生等人正在與我坐而論道，而在書店的前廳，廬隱、蕭紅、阿累等人則靜靜地在翻看著書架上的《鐵流》《呐喊》《圍城》，店前馬路上來來往往的長衫短衣，三輪車黃包車，全都遊走在我們的六根之外……我的書店文文氣氣地開張了，一年之後又安安靜靜地關門了。
這期間，錢玄同沒來看我晚上抄古碑，俞平伯沒來淘線裝的《紅樓夢》，錢鍾書躲在圍城裏很少出來，古怪的張愛玲更是難得一見，倒是房東、工商、稅務、文化稽查們，屢屢來吵攪我的清夢，以至後來舉家食粥酒常賒，隻得關門大吉。但是，盡管如此，開明書局，三聯書店，仍在曆史的巷廊裏招引著我的理想。我不怪我的選擇，隻怪我的書店開錯了時間和地點，如果是開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北平或上海，我倒真是要做一回痛快的文人了，那時節，《邊城》兩個銀元一本，《小說月報》四毛一冊。而一擔大米，頂多隻需五毛。
我的文雅的書社黯然地失敗了，但我孤高的夢想卻並沒有破滅。開不成書局，那就去辦刊物做編輯吧，舊時的文人，走的總是這條路子。夏硏尊、林語堂、王統照、沈雁冰、豐子愷、李叔同……這些照亮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夜空的文曲星們，哪一個沒有做過編輯呢？我實在是太想步前賢們的後塵了，但冰冷的體製，卻無情地阻擋住了我的腳步。我隻能徘徊在報社、雜誌社的大門前，老老實實地做它們的作者，而堅決不能成為它們的編者。那兩年，我寄身於一家企業的辦公室裏，讓寫慣了散文小說的筆，天天做些等因奉此的文字。我的文人清夢，在那些枯燥、幹巴的字裏行間痛苦地呻吟。
但我仍然在做夢，在做我的文人夢。我想，做不成編輯，同樣能做作家。我想起沈從文在北平的地下室寫小說，想起周作人在上海的亭子間寫散文，他們不也養家糊口、功成名就了嗎？於是，我一本正經地端坐在辦公室裏，在方格稿紙上寫下一行“關於某某某的報告”後，便旁若無人地接在下麵做起小說散文來，之後就鋪天蓋地地寄往全國各地。我期待自己也能憑此過上周作人們當年的生活：寫一篇文章，得到的稿費能買幾百斤豬肉；家裏太太丫頭一大幹人，靠稿費全都活得滋滋潤潤；有興致了，還可到杏花樓去會一會女文友張愛玲。然而，收到一張張五元十元的稿費單後，我的脊背卻冷汗直冒：幸虧沒有一時衝動辭職去做自由作家。
就在我的清夢快要變得支離破碎時，26歲那年春天的一個契機，又使它在我眼前生動起來。那一年，體製的鬆動，讓我有幸成了省城一家報紙的編輯，此後至今的五年時間裏，我一直在這個行當裏謀取稻粱。每天每天，我都在與文字打著交道，但每天每天，我又都在遠離著我的文學。深夜拖著疲憊的腳步回到寓所，我總是想不明白：當年的先生們做編輯時，怎有那麼多時間去忙自己的事業？是時代的價值觀不同了，還是自己壓根就不是一個做文人的料？一晃十年就過去了，盡管那個文人清夢至今還在左右著我的人生，盡管身上或多或少地沾染了一些文人的習氣，盡管身邊的一些朋友半真半假地把我看作了文人，但我知道，這輩子，我是肯定做不成一個真正的文人了，那隻能是我的一個理想和寄托。我隻能在夜深人靜時，在老婆孩子都酣然入睡以後，泡一杯苦茶，坐到書房的舊藤椅上，翻翻線裝的《邊城》，看著發黃的《雅舍》，然後望著窗外的月光，一邊抽煙，一邊把自己的靈魂浸淫到那個做了很久的清夢中去，我的事業與人生，就在這個清冷的夢境裏，慢慢地沉睡，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