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祿當時已經患有肝炎，但當時連續三年的大饑荒和營養不良，肝炎非常普遍。張申自己也是肝炎患者，大饑荒時期他下放杞縣勞動，也以草根樹皮活命，這種“饑荒”曾使他的體重從140多斤驟降到93斤。令張申沒想到的是，焦裕祿的肝炎竟然很快就惡化到肝癌。那次張申因病住院，焦裕祿來醫院看望。張申問起焦裕祿的病情，焦裕祿指著自己的腹部說，這裏好像一隻紅薯頂著，疼得厲害。張申趕緊安排焦裕祿到河南醫學院一附院檢查，焦裕祿的肝癌很快就得到確診，隨即住院治療，後來又轉院到北京治療。無奈當時已經到了肝癌晚期，焦裕祿又從北京回到鄭州。為了節省醫療費用，絕望的焦裕祿堅決拒絕繼續治療，“嫌浪費”，什麼藥都不吃。焦裕祿臨終前隻向組織提出一個遺願，將他死後埋葬在蘭考的沙崗上。他說，他生前沒有治理好沙地，死後也要看著蘭考人民治好沙地。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逝世，終年42歲。焦裕祿的妻子徐俊雅給兒女們的信中寫道：“一個最好的好人焦裕祿，老焦不在了！”
1965年底，新華社副社長穆青和馮健、周原等幾位新華社記者來到蘭考。據說他們此行的目的本來是采訪報道豫東災區的情況，但聽完時任蘭考縣委副書記的張欽禮對焦裕祿這個前任縣委書記的讚揚後，大受感動，隨即決定將報道災區改為重點報道焦裕祿的模範事跡。這時距離焦裕祿去世已經一年半時間。
四
在很多關於焦裕祿的敘述中，都認為新華社或者說穆青他們是“焦裕祿”的發現者。作為當時的開封地委書記，張申指出，焦裕祿剛剛去世，開封地區就下發文件，號召全地區黨員向焦裕祿學習。隨後河南省委也下發類似的文件，學習焦裕祿擴大到整個河南省。但令他們沒想到的是，穆青的報道使焦裕祿走出河南，成為聞名全國的模範典型。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全麵介紹了焦裕祿的感人事跡，同時還刊登了《向毛澤東同誌的好學生——焦裕祿同誌學習》的社論。次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又全文播發了這篇長篇通訊。據說節目錄製過程中，播音員齊越幾次泣不成聲。這次聲情並茂的節目播出後，整個中國為之感動落淚。隨後，全國各種報刊先後刊登了數十篇文章和通訊，在全國掀起了一個學習焦裕祿的熱潮。在一種統一和唯一的宣傳工具作用下，僅僅一夜之間，早已不在人世的焦裕祿就被塑造為雷鋒之後另一個“精神原子彈”。焦裕祿生前未能太多改變蘭考，但在他去世後卻為蘭考帶來無限的榮光。為了接待全國各地的學習者，蘭考縣委為此專門成立了“學習焦裕祿委員會”。
毫無疑問，出身貧寒的焦裕祿始終保持了一種勤儉樸素和耿直真誠的美德，因而成為一位恪盡職守的好官員——“人民的公仆”。從另一方麵，焦裕祿也是一名“黨的好幹部”和“毛澤東的好學生”。正如那篇大通訊所言，“焦裕祿是帶著《毛澤東選集》來的”。他無力改變殘酷的政治現實，他不可能偏離“階級鬥爭”和“大鍋飯”的所謂社會主義農村經濟體製太遠。廣為傳揚的許多焦裕祿語錄與“雷鋒日記”具有相似的話語方式，比如“幹勁不足的時候查思想，思想不通的時候，就要加緊讀毛主席的書”，“有黨的領導，有毛主席著作，有幾十萬人民，隻要幹，一定能在困難當中闖出一條路來，一定會改變蘭考的麵貌”……顯然，焦裕祿精神其實就是官場版的雷鋒精神。
從大躍進開始，蘭考就以乞丐聞名。焦裕祿來了，迎接他的是乞丐。焦裕祿走了，送他的還是乞丐。焦裕祿窮盡其能也無法讓蘭考民眾扔掉討飯的棍子。正如焦裕祿經常引用的一句民間諺語：“水牛掉到井裏——有力使不上。”1980年，整個蘭考的所有人民公社和大隊小隊在一夜之間全部解散，曆史翻開了新的一頁。僅僅一年多的時間，數十萬蘭考人就扔掉了曾經用來活命的討飯棍。這就是製度的力量。
2009年4月1日，習近平來到河南省蘭考縣調研，專程參觀焦裕祿紀念園，還看了焦裕祿當年種下的泡桐樹。在與當地幹部的座談會上，他說：“經過蘭考人民45年的艱苦奮鬥，焦裕祿同誌的遺願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