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祿50周年祭(2 / 3)

1953年開始,中央為大力發展工業,選調大批優秀幹部到工業戰線,焦裕祿就這樣離開地方去了工廠。張申繼續在地方工作,從1954年開始,他擔任開封地委書記長達15年。1959年,張申因為質疑大躍進被罷官下放。1961年吳芝圃事件後,被批為“右傾機會主義”的張申獲得平反,官複原職。當時,蘭考縣委書記王金碧因生活作風問題落馬,蘭考需要新的縣委書記,但蘭考艱難的境況使很多人望而卻步。張申經過反複考量,提議由熱情質樸的焦裕祿擔任新的蘭考縣委書記。

蘭考是黃河邊上的一個沙地大縣,黃河經常在這裏決口。這裏的沙土地不適合種糧,卻適宜種花生、芝麻和西瓜,依靠這些經濟作物,蘭考農民仍可以維持溫飽。直到1957年,蘭考還是一片林茂糧豐,但到了1958年,全國掀起“三麵紅旗”和“大煉鋼鐵”高潮,整個蘭考用於防沙治沙的樹木幾乎被砍伐殆盡。控製風沙的樹木沒有了,風沙災害再次興風作浪。另外,失去樹木以後,洪澇災害也變得非常頻繁。由於地下水位上升,又造成了大片的鹽堿地。因此形成內澇、風沙和鹽堿災害,被稱為蘭考“三害”。在這些“人禍”與“天災”興起的同時,“以糧為綱”政策又嚴厲禁止一切經濟作物,蘭考農民完全失去了維持生計的命脈。蘭考沙土地的糧食產量非常低,小麥平均畝產不足75斤,有時幾乎連種子都收不回。1962年正是中國曆史上罕見的、人為大饑荒的最後一年。作為這場餓死達數百萬人的大饑荒的重災區河南,到處都是一片民不聊生的悲慘局麵。在這一年,蘭考縣全縣糧食產量下降到曆年最低水平。嚴重的饑荒引發了浩浩蕩蕩的逃荒要飯浪潮,甚至有幾萬人被餓死。

1962年6月,焦裕祿剛從洛陽礦山機器製造廠調回尉氏縣,擔任縣委副書記。麵對自然環境和民生狀況都極其艱難的蘭考,40歲的焦裕祿與張申談話時毫無畏懼,對組織上指派的新工作充滿信心。張申說,“當時派人去蘭考,許多人都推辭,焦裕祿接到命令後帶病前去”。1962年12月,焦裕祿正式調任蘭考縣,擔任縣委第二書記。張申本來有意讓焦裕祿接替王金碧,直接擔任縣委書記,但遭到一些人的反對。焦裕祿並沒有因為不能“升官”而有任何怨悔。就這樣,在縣委書記空缺的情況下,焦裕祿以第二書記的身份到任蘭考,直到一年後在任上去世,焦裕祿都沒有接到“縣委書記”的正式任命。實事求是地說,焦裕祿並不是“縣委書記”。

焦裕祿所麵對的是一個水深火熱之中的蘭考。焦裕祿剛到蘭考上任時,曾經親眼看到固陽公社劉樓村的一戶農民,全部家當不值7元5角錢。而三義寨村有一戶農民,幾口人隻有一條褲子,誰出去誰穿,其餘人隻得睡在床上。事實上,這種不幸的局麵持續了很多年。穆青是1965年冬天到河南蘭考,來采訪災區困境的。穆青發現現實的蘭考遠比他想象的要困難得多。1962年,蘭考縣的韓村全年一個人隻分了12兩(16兩老秤)紅高粱穗,折合現在的糧食七兩半,這就是一個人一年的口糧。這樣的情況在4年後依然如此。穆青在采訪筆記中將其形容為“一幅悲慘的流民圖”。

在當年由焦裕祿主持製定,由張欽禮起草的《關於治沙治堿和治水三五年的設想方案》中,白紙黑字地寫道:“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原因,不是天災而是人禍,是沒有和群眾商量,硬按照我們自己的主觀願望去幹造成的惡果。”可以想象焦裕祿所麵對的蘭考工作是多麼艱難,甚至他作為縣委書記同樣地吃不飽。當時的縣委宣傳幹事劉俊生一直跟隨焦裕祿參加治理沙丘的勞動,據他說:“當時困難得很,都是我們男勞力在封沙丘,有些小孩、婦女上外邊去要飯,要了飯回來再吃。焦裕祿和縣長張欽禮正是在這樣一種環境下,吃著老百姓乞討來的百家飯,帶領蘭考的青壯勞力,在鹽堿地上,在沙丘上,創造出了今天的綠洲。”

焦裕祿有一句話糙理不糙的名言,叫做“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他從到任的第二天起,就馬不停蹄地深入基層展開工作。後來有記者列出焦裕祿在蘭考的日程表,驚奇地發現,這504天中他沒有休息一天,都是在拚命地工作。所謂“拚命”,就是他已經患有嚴重的慢性肝炎。“在一年多的時間裏,他跑遍了全縣140多個大隊中的120多個”,“在帶領全縣人民封沙、治水、改地的鬥爭中,焦裕祿身先士卒,以身作則。風沙最大的時候,他帶頭去查風口,探流沙;大雨傾盆的時候,他帶頭趟著齊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勢;風雪鋪天蓋地的時候,他率領幹部訪貧問苦,登門為群眾送救濟糧款。他經常鑽進農民的草庵、牛棚,同普通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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