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期刊集萃
文摘
作者：謝建波
要樹立國家檔案館的收藏權威
胡振榮在《中國檔案》2013年第5期撰文，指出國家檔案館是由政府投資建起來的檔案館，代表國家和人民收藏對民族和社會有價值的檔案。對社會組織和個人來說，把檔案交給國家檔案館收藏，是一種責任，也是一種榮譽。國家檔案館就是捍衛這種責任，維護這種榮譽，這是國家檔案館的權威。國家檔案館收藏檔案的行為是國家行為，是國家意誌，是依法收藏對國家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的檔案，肩負著“為黨管檔，為國守史”的神聖使命。
當前，樹立國家檔案館收藏權威，是檔案事業發展的現實需要。第一，要理直氣壯地宣傳國家檔案館的收藏權威；第二，要通過國家檔案館與社會收藏的互動，逐漸讓社會認可和接受國家檔案館的權威；第三，通過製定規則來維護國家檔案館的收藏權威。
從《曆代名畫記》看張彥遠的檔案保護意識
王雲慶、毛天宇在《檔案學通訊》2013年第3期撰文，介紹了唐代張彥遠在其論著《曆代名畫記》中有關檔案保護意識的實踐：一是闡述了裝裱對於檔案保護的重要意義；二是分析並創新了裝裱所用糨糊的調製技藝；三是總結概括了裝裱檔案的材料與工具；四是總結概括了裝裱檔案的經驗與方法；五是總結概括了裝裱檔案的氣候與環境。同時，他還提出了檔案有害生物防治的思想，如驅避劑防蟲措施和晾曬防蟲手段。張彥遠的檔案保護意識對今天紙質檔案保護仍有啟迪意義：一是“以防為主，防治結合”的防護意識；二是采用化學方法與物理方法驅蟲的防蠹措施；三是室內通風晾曬檔案的防蟲方法；四是優秀裝裱技藝的總結；五是合適裝裱材料的選用；六是最佳裝裱環境的選擇。
檔案文化的理論解讀和建設探索
馬仁傑、謝詩藝在《檔案學研究》2013年第2期撰文，指出檔案與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接著從檔案與文化、檔案工作與文化的關係出發，對檔案文化的內涵進行理論解讀，歸結為：檔案文化是一個完整的文化體係；檔案文化是在一定時間和空間發展起來的曆史範疇；檔案文化是社會文化係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與社會文化相互作用。作者認為，檔案文化的建設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要堅持聯係的、發展的、全麵的眼光，探索出適合自身的檔案文化建設道路：一是深入研究傳統檔案文化，結合時代特點，促使傳統之花結出現代之果；二是加深檔案文化社會化程度，營造良好的檔案社會文化環境，促進檔案文化與社會文化共同繁榮；三是加強與異質文化的交流，互通有無，相互促進，發展最具中國特色的檔案文化。
領導公務活動照片考證與整理
胡小明在《浙江檔案》2013年第2期撰文，指出領導公務活動照片是指縣級以上黨政領導在各種公務活動中直接形成的對國家和社會具有保存價值的圖像記錄。其特點是：1.記錄內容重要，保存價值大；2.時間跨度大，形成數量多；3.照片來源複雜，規格載體不一；4.文字記錄不全，背景信息缺失。接著作者提出了領導公務活動照片的幾種考證方法：1.通過領導公務活動記錄進行考證；2.通過媒體報道進行考證；3.通過照片圖像本身進行考證。就照片檔案的整理，作者提出要注意幾個方麵的問題：1.采取“雙套製”整理模式；2.數碼照片要認真篩選；3.組卷和擬寫文字說明要規範；4.係統錄入要準確；5.要異質多套歸檔。
責任：檔案開放困局的深層解決
李揚新在《山西檔案》2013年第1期撰文，從“鄭州咪表公案”和“《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案”中對涉及檔案館開放工作進行了另類解讀，進行了責任分析，作者認為，首先，檔案館工作人員並非國家保密局的工作人員，並不具有國家秘密的定密、劃密權力；也不是“檔案解密”的決策主體，而僅僅是“檔案開放”的執行主體。其次，檔案館對信息的保密控製是為了更好地“提供信息服務”。因此，檔案館在開放鑒定和檔案解密中，責任是有限的，具有一定的邊界範圍。檔案館應該站在社會公眾的立場上，作為“監督主體”來促進檔案開放，而不是取代檔案形成成為檔案定密和解密的“執行主體”。即便是那些原形成單位已經變更和消失的檔案文件，檔案館也要與後續機構或相關部門通力合作，共同進行開放鑒定，一起分擔“解密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