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責任叫擔當(2 / 2)

再如“瘸七爺係列”小小說,腿腳不便的單身老漢瘸七爺,本來就是弱勢群體中的一分子,但愛心在他身上時時得到顯現。如“劁豬”,鞭撻了張會計的醜惡;如“看青”,同情張寡婦的處境;如“放羊”,保護弱小的生命;如“護樹”,堅守自己的崗位;如“紮彩”,不屑封建習俗……這個係列,從不同的層麵立體地刻畫了小人物的方方麵麵,人物雖小,大愛無形,愛,充滿生活的每個角落,流淌在作品的字裏行間。

如果說《午夜電話》中的父親與《瘸七爺逸事》中的瘸七爺,對他們愛心的描寫還源自於主人公的個性的話,關注的麵還隻屬於典型的個體的話,那麼,《傷害》一文則有了質的突破——對弱勢群體的關注和愛已經敲到了當下現實生活的本質,不僅寫得凝重,並且在關注民生的大氛圍下,關注到當下的現實生活,關注到民工的生活狀態,體現了作家的一份社會責任。

以對民工這一弱勢群體的關注為題材的小說我見過一些,但見得最多的版本要麼是“跳樓秀”,要麼就是綁架老板的親屬,等等。這些作品,雖可歸為是對弱勢群體的關愛,但給人的感覺是,作者僅僅抓住一個偶然事件,然後進行渲染與加工,以故事來吸引讀者,狀寫的並不是民工的真實生存狀態。《傷害》中以大楞子與二胖為代表的民工群體,他們的無助狀態真實可感,並具有典型性。

可以說,《傷害》的目的是在用文學的手段再現當下民工的生活狀態,提高民工自覺維權意識,讓讀者關心弱勢群體,另一個重要的目的則是在鞭策相關職能部門,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如果相關職能部門能夠在民工上工之前告知他們,一旦權益受侵害該找哪些部門解決問題,“傷害事件”也許不會發生,這無謂的傷害就有可能避免。

中篇小說《苦夏》,在我看來,是作家關注社會的責任感全麵提升的代表作。

李耀祖是報社的首席記者,穆莎莎是重點高中畢業班的教師,平常工作都很忙,故事發生的那個夏天,因穆莎莎的爸爸生病住院,打破了整個家庭昔日的平靜,大家忙著到醫院去照看病人時,兒子李木子又不知去向……

這是個典型的“4+2+1”(父輩4人,夫妻2人,小孩1人)“十字交叉”型中國式家庭。對站在十字交叉點的李耀祖夫妻來說,唯一企求的是家人安康,任何一處失衡都會令整個家庭苦不堪言。這種苦痛已經不是一個人的苦痛,也不是一個家庭的苦痛,而是整個社會的苦痛。在這裏,作者的筆觸已經切入到社會結構層麵,在目前的社會狀況下,中年人的生活壓力與老年人的生活際遇,不是一兩個家庭的自身難題,而是整個社會的難題。

據悉,《苦夏》在2007年年初就已成文。三年後的今天,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了社保“大政策”,要讓老年人生活得更有尊嚴。當然,《苦夏》與政府的關注沒有任何因果聯係,但我們可以看到一位作家的良苦用心。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學的確是在想政府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

一個負責任的作家,擔當的形式有多種,其中最重要的一種形式,就是突破和創新。令人倍感振奮的是,最近我在《百花園》上讀到中學的一組新作,並驚喜地發現,新作在題材和關心角度上都有了新的突破,使我眼前再次一亮。

如《金融危機下的土屋枝子》,講的是發生在地質隊員與日本房東土屋枝子間的生活瑣事,作品的創新,在於作家給讀者營造了現實中的異國情調(這在中學以前的作品中還未見到過);作品的突破,在於作家將作品放置於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之下。危機前後,房東土屋枝子在待人接物上的一些細微變化被作者給捕捉到了,並“放大”成小說。作品真實可信,小文章承載著大事件,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又如《垮塌》,用分鏡頭的手法,設想著人類精神家園坍塌後可能出現的種種情況。有人說,2009年是科幻年,這源自於《2012》、《阿凡達》科幻大片的熱播。《垮塌》一文恰到好處地運用分鏡頭進行蒙太奇式的組合,就像一部科幻災難片的腳本,讓讀者產生嗬護人類精神家園的緊迫感。

而《老張炒股》則是中學作品裏特別鮮見的反諷文字,他用戲劇性的手法,切合當下後金融危機時代中小人物的心態。

縱觀中學其人其文,我想起一句古話:有一種責任叫擔當。遂記之。

作者簡介何休:本名何偉民,江西省作家協會會員,鄭州小小說學會會員,江西工業工程學院漢語言文學教授,文學評論家。出版有小小說作品集《誰持彩練當空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