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不愧是領導,他剛到辦公室,電話就響了。廳長來的,找他。廳長叫得很親切,說小李你到我辦公室來一下。廳長每想出什麼點子來整他的時候總是叫他小李,這一點跟門衛恰恰相反。他不禁打了個冷顫。廳長說,你看到下麵大廳裏的告示了吧?按道理,要先征求一下你的意見,但時間緊任務重,上麵要昨天下班前把名單報上去,就來不及了,黨委的幾個人碰了一下頭,研究了一下,決定先報你,反正有好幾批,你先上,做個表率,後麵幾批抗洪救災的人員我們緊接著也要確定。鬼使神差的,他居然說,沒什麼,我也很想到外麵去鍛煉鍛煉。廳長很高興,說,好!年輕人就是要這樣,到下麵去好好表現,為單位增光!他說,謝謝廳長!

出了廳長辦公室,他狠狠跺了一腳。他對自己說,你這是怎麼回事呢?按道理,應該是廳長感謝他,感謝他任勞任怨,積極支持工作,可怎麼反而成了他感謝廳長呢?難道他有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難道他是受虐狂?好像他有什麼別的要求,而廳長寬容地答應了他,成全了他。實際上他從沒有過別的想法。或許,他真的想離開單位一段時間,去外麵呼吸一下所謂的新鮮空氣,可並不是為了什麼鍛煉。

第二天,他收拾了一些行李,跟著省委省政府組織的“抗洪搶險突擊隊”出發了。都是從各單位抽調過來的,大部分互相不認識。動身前,他們在一起合了影,相關領導跟大家挨個握手,電視台和報社的記者跟在後麵拍照,相機閃個不停。不用說,相關新聞馬上會被播放或發表。草帽和一件類似於工作服式的襯衫都是發的。他包裏除了日常的洗漱用品,還有一本曆史方麵的書和一個日記本。他很難想象在目前還不知道要呆多久的地方沒有書看。其實他也知道,不一定有功夫看,可他就喜歡帶著。就像在辦公室裏,他總想看看書。別人都說,是啊,你們坐辦公室的,除了喝茶看報紙,還有什麼事可做呢?他也是這麼認為的,實際情況也是如此。但讓他納悶的是,明明什麼事也沒有,可他還是什麼書也沒看成。他都不知道自己每天究竟幹了些什麼。翻翻報紙,拖拖地板,接接電話,有時候還跑到廳長辦公室裏取取文件,按道理的確都不是什麼事情,他仔細計算過,拖地板三分鍾,翻報紙最多五分鍾,接電話可長可短,頂多也就十分鍾,廳長的辦公室在樓上,更近,隻要一分鍾。除了洗手花去了幾分鍾之外(不管是翻報紙還是取文件回來,他都要擠點洗手液去洗手),其他還做了什麼,他根本說不出眉目。他甚至沒在單位上蹲過廁所。他難以想象自己在單位上蹲下來幹這件事。有一種很不潔的感覺。好像當著許多人的麵把衣服脫光了。好像牆上或其他地方有眼睛。他總是在上班前把它解決好,為此他要起一個大早,不然很容易遲到。可是,他怎麼就沒時間看書呢?除了包裏放著一本書,他還在網上下載了很多書,存在硬盤上。下載的時候他很高興,好像占到了什麼便宜。他沾沾自喜。那些書,都是他的了,沒花一分錢,他隨時可以去閱讀。可實際上,他幾乎從未打開過它們。

他說不清楚自己怎麼忽然對曆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為此他還特地去讀了一下曆史專業的在職研究生(他去讀書,廳長倒是很高興,好像看到他在做一件無用的事)。他發現,一讀曆史,他就變得心平氣和。當然,有時也激動難捺。在一些關鍵的轉折點上,他老是浮想聯翩。他把自己設想成一個把住曆史龍頭的人,關鍵時刻,他猛地伸出了手,曆史便改變了方向。那樣,他就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做了一件大大的好事。的確,如果有的人多活幾年,有的人少活幾年,曆史的流向肯定不一樣。他想,如果當初他不讀李白而是去讀曆史,說不定他會做出一番事業來。他可以用自己的觀點來重寫曆史。現在的曆史書,對於帝王們所謂的豐功偉績歌頌得太多了,完全遮掩了他們暴戾的一麵。這必然會導致人們的功利主義。實際上,一些沒什麼作為的皇帝,或許是仁愛而善良的,反而被忽略或一筆帶過了。有時候,曆史的確是在驚人地重複著。曆史是一個巨大的封閉的牢籠,讓人們在黑暗中自得其樂止步不前。他很想寫一篇相關的論文,可一想到現在人家寫論文無非是為了晉級或評職稱,他就不想寫了。他讀的研究生班裏,有個同學在大學教書,每年要花一萬多塊錢買版麵發論文。不然就不能完成任務。對於花出去的錢,同學並不心疼,反正發論文所得的實惠遠遠超過了這個數。誰都得到了好處,看上去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簡直找不到受害者。這真是一個奇跡。難怪有人說,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什麼奇跡都能發生。所以他隻是在想象中完成他的論文。在那篇想象中的論文裏,他討論了封建專製的危害。他認為,專製帶來了整個社會的粗暴和冷漠,愚民的最終結果是,自己也變得愚蠢。許多王朝最後為什麼都完蛋了?因為整個社會都弱智了,沒有了常識,也就沒有了常態,成了睜眼瞎。就好像一個人,當他的手和腳乃至軀幹都麻木了的時候,有再精明的頭腦也沒用。血管裏的高壓導致中風,中風導致偏癱。專製激化了階級矛盾,導致了人群的簡單的對立,整個社會最後隻簡化為兩種人:壓迫者與被壓迫者。按道理,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可在專製社會裏,知識分子完全成了傳聲筒或陪葬品。專製社會對知識分子是用心險惡的,無論是焚書坑儒還是各種各樣看上去人盡其才擇優錄取的科舉製。奇怪的是居然還有很多知識分子為此叫好,說那個儒不是儒而是方士,可在專製社會裏,儒就是方士。也隻能是方士。就好像一個組織為了愚弄眾人,很可能從路邊抓走一個算命的瞎子充當他們的軍師。專製跟神秘、巫術秘不可分。很多時候,他們把知識分子拉出來為他們自圓其說,提供理論支撐。一旦謊言破滅,他們又把賬算到知識分子頭上,以至知識分子的發言往往引起哄堂大笑,成為全民仇視和貶斥的對象。這時,焚書坑儒和科舉製殊途同歸。長此以往,整個社會對知識分子也就失去了信任。他們成了替罪羊和荒唐可笑的滑稽角色,悲劇和喜劇同時在他們身上上演。

在顛簸的大車上,他激烈地在腦海中寫著他的論文。可是,這樣的論文能寫麼?既然如此,他還不如不寫。他還不如寫日記。它讓他找到了久違的快樂。他在那裏旁若無人,自說自話。這時,車忽然又劇烈地顛了一下。路已經越來越難走了。他注意到,每一段路,都有一個新鮮的路名。還有許多標語附加在上麵。看起來是新修的路麵,卻已經坑坑窪窪,就像報紙上報道的,某地的小學教學樓才剛剛建起就成了危房。車前飄著一麵大旗,上麵寫著“省機關抗洪搶險突擊隊”之類。旗角劈哩啪啦的,刮到了他臉上,他往後避了避。後來他幹脆站到最後麵。站在旗下的感覺很不舒服。讀初中時,班裏絕大多數同學都入了團。他們班是優秀班集體。班主任希望他也入團,這樣,他們班裏團員占的比例就更大了。但一想到入團要抄別人的申請書,他就不想加入了。其中有一句“保守團的秘密”,他害怕他不能保守團的秘密。他想,萬一要是他沒保守好,會不會被學校開除乃至受到更嚴厲的處罰呢?這使他在班裏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他隻有拚命地讀書,好像他是一個書呆子。他情願別人把他當成書呆子。然而班主任老師始終沒有原諒他,在他的畢業評語上寫道:該生缺乏集體榮譽感,組織觀念淡薄,容易脫離群眾。這後一句讓他摸不著頭腦。因為他從來沒做過什麼幹部,本身就是群眾,又怎麼脫離得了群眾呢?他猜想,老師的意思大概是想說他目無師長。讀師範的那幾年,他依然大大咧咧我行我素的,最佩服的人是李白。但一畢業到社會上,他就完全懵了。他被分在一個沒自來水沒電甚至連公路都沒有的鄉村小學教書。村裏人說,他白讀了這麼多年書。其實即使村裏人不說,他自己也會說的。如果他不想辦法改變現狀,就會在這個窮山溝溝裏呆一輩子。他再次害怕起來。他其實是個脆弱而常懷恐懼感的人。促使他完全改弦易轍的,是因為有一次他忽然發現,他一直崇拜的李白,其實一直也在幻想當官,仿佛隻有這樣,他的人生抱負才能實現。實際情況也是如此,如果手中沒有權力,又怎麼去改造社會?李白的詩不過是他沒當上官的痛苦的分泌物。忽然認識到這一點,他很難接受。可事實就是如此。不僅僅李白,古代許多有名的詩人都是如此。他懷疑以前把李白讀錯了。他讀的是別人眼裏的李白。他決定用自己的眼光來讀他。這樣,再讀李白的時候,便讀出了李白的破罐子破摔,好像不把自己當人。於是他也開始不把自己當人。以前他不知道,李白除了寫詩,還寫了許多讓人肉麻的應用文。既然如此,他為什麼不能寫?而且,要想改變自己的命運,他也隻有這樣一條路了。他有意去接近一個在鄉政府做秘書的熟人,有時候還主動幫他代代筆,對方很高興,說他寫得不錯。他命運的轉機很快來了:縣紀委書記下鄉蹲點,有一次,急需一個材料,鄉裏的人寫了幾次也沒讓紀委書記滿意,鄉長急了,這時那個熟人忽然想起了李北炎,趕忙叫人把他找來。他很快寫好了材料,紀委書記看後大加讚賞,說你這樣的人才怎麼能屈居在鄉下呢。他當即拍板,先把他借到鄉政府幹一段時間,蹲點結束後,就直接把他調到了手下。

此後,他不再讀李白,開始專門給領導寫材料,一直寫了下來。從鄉裏寫到縣裏,又從縣裏寫到省裏。從一個小學教師寫成機關職員,又從機關普通職員寫成處級幹部。隨著車的顛簸前行,他聞到了一股燠熱的植物腐爛的氣息。鳥群在驚慌失措地亂飛,像是失去了根和枝幹的葉片或花朵。很快,他看到路兩旁的村莊漸漸矮了下去,電線杆像喝醉了酒一樣東倒西歪,不,簡直就是完全浸在酒液裏。一片濁黃的大水,氣勢洶洶地露著獠牙在那裏等著他們的到來。

不過大壩並沒有他想象的那麼危險。還好,看上去它很結實。前幾年發過一次大水,大壩被重新加固了。他還以為大壩搖搖欲墜了呢。農民在壩下搶割水稻。他看出來,稻子還沒有成熟,有的還正在灌漿,但是有什麼辦法呢,總比竹籃打水一場空好。鎮裏的領導早知道他們要來,已在大壩上等候多時,這時趕忙過來和大家握手。縣電視台的記者也扛著攝像機在那裏朝他們瞄準。大家熱熱鬧鬧地在大壩上走來走去,有人朝著大水充滿激情地喊了句什麼,引來了一片喝彩。他跟在後麵,離他們有一段距離。他忽然又孤獨起來。他很不擅長在這樣的場合跟人家應酬,不知道自己該怎麼做,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置身於集體中,他總顯得茫然。他感覺自己完全是一個多餘的人。不僅如此,他還成了其中不和諧的音符,因此還不如離遠一些。突擊隊帶隊的是一個什麼單位的副廳長。一看就知道此人是一個很有組織能力的人。和當地的領導幹部交流以及在回答電視台記者的提問時,都顯得無比的流暢和胸有成竹。這時,他在攝像機的跟蹤下走向了正在收割稻子的農民,向他們問好,農民也露出了配合的笑臉。副廳長問什麼,農民就規規矩矩地回答什麼。誰說農民的覺悟不高呢,他們已經知道怎麼對著攝像機或話筒講話了。雖然有些話,並不是他們的心裏話。他們也懂得了某種遊戲規則,並因參與了這一遊戲而快活。但他總覺得農民的老實裏其實透著狡黠。說不定當他們轉過身去,農民就會朝他們的背影吐唾沫。農民對他們這些人又恨又怕。他是從鄉下出來的。就是現在,也和鄉下脫不了幹係。父母還在那裏。每年春節或其他假期,他都要帶老婆孩子回去。當初,他師範畢業後回鄉下教書,村裏人都幸災樂禍,說風涼話,誰知後來他一下子調到了縣裏,很快又調到了省裏。他們接受不了,每次在路上碰到他,眼睛躲躲閃閃的,如果他沒主動叫他們,他們絕對不會主動跟他打招呼。他知道他們其實是自卑,可自卑很多時候會滋生仇恨和陰暗。這種微妙的感情使他和村裏人越來越隔膜了。有的人甚至在暗暗盼著再來一次什麼運動,好把他重新打回村子裏現出原形來,如果真的那樣,他肯定會比以前的人死得更慘。第一個向他伸拳頭或刀子的,很可能就是村子裏的人。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發現自己和他們之間的交流越來越不可能。他挎著包跟在人群後麵,他注意到,等攝像機走遠了,壩下的人開始撇嘴,發出了某種嘲笑。他們大概以為,他是個不起眼的跟幫的角色,便在他麵前放肆起來。他們要在他這裏找到剛才失去的心理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