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文學創作並不適合所有人。我從來不會鼓勵某個中文係的學生，好了，你去當作家吧。我在很多大學都有過講課的經曆，每當講完之後，都會有學生拿著自己的稿子找到我，韓老師，我能當作家嗎？我說，你最好不要當作家，如果你非要做，你千萬不要當職業作家。有時候我都會因為我說出這樣的話而好笑，當然我當時的態度確實是很嚴肅的。寫作有時候確實是苦力活，這種痛苦並不是任何一個人都能承受的。如果你把文學當作職業甚至信仰，你某天靈感枯竭了怎麼辦？
第三，文學和生活的關係，應該是鏡子和本體的關係，文學是生活的反映，這種反映是建立在寫作者本身精神狀態之下的。有些外企職員寫出了職場小說，有些導遊寫出了遊記散文，我認為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一個作家，自己呆在家裏閉門造車，或是到某單位掛職三兩天，再寫出相關題材的小說，這是不切實際的，這不是文學，這最多隻是一種類似於幻象的文本。
文學文本一旦與幻象掛上這就很可怕了，當然，我在這裏不是指科幻小說，有些文學本身說的就是幻象，作者可以告訴大家，這就是科幻，就是神話，大家不會把這個文本當真，那麼這個文本本身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但是有些作家卻打著寫實主義的旗幟，但在文本中卻拉進去太多他自己自我的、想當然的東西。比如現在有些小說是鼓吹“小三”的，但事實上現實生活中幾乎所有的“小三”都沒有好的下場，但是小說裏的“小三”卻“從此過上了幸福的生活”，但事實上他沒有當過“小三”或者說他沒有把“小三扶正”的經曆，那麼他的這個文本最多隻是他意識形態的反應，而不是他生活的反應，這種文本很容易對讀者產生誤導，特別在這個價值觀多元甚至有些混亂的社會裏。
我總說，文學不應該“載道”，但也不應該“叛道”，前些年的身體寫作、下半身寫作與欲望寫作等若幹主題風起雲湧，無論男作家女作家，都蜂擁而上將自己的性事大肆宣揚，西方、日本的小說裏也有這種敘事，但人家卻能給美感，而我們，卻隻是沒休止的肉欲，為什麼？恐怕還是因為這些作家本身不是在用文學來敘述生活，而是用文學來意淫，與幻象的文本相比，這種文本就更可怕了。
之所以我主張把文學作為一種生活狀態，除了我本身喜歡較為單純的散文創作之外，很大原因還是因為我的文學觀。很多寫作者急功近利，希望一炮而紅於是便去寫流行小說，如果還嫌不夠快，那就去寫身體寫作、離奇古怪或有悖人倫的小說——確實，這是一種一夜成名的方式，我們的媒介確實還缺乏監管，大眾的價值觀的確仍存在問題，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從事這樣的寫作會離文學更近，而是離文學更遠了，或者更苛刻點說，這是“出版產業化”在不成熟階段產下的惡果。
馬：讀你的評論，有時候感覺很尖銳，甚至很痛快，但讀你的散文，卻很溫婉，很平和，作為當下一名作家，你是否會因為自己的批評而將自己的寫作姿態弄混亂了？
韓：批評也要自我批評，很多優秀的作家都是批評家，這不奇怪。除了我的雜文之外，我的學術論文還是很平和的，我盡量不去觸痛一些文壇的矛盾，很多問題不是我一個人可以去解決的。趙毅衡先生也說過，與很多作家、評論家相比，我是相對獨立的。但是我也要注意到很多文學同行的情感，畢竟文學批評不是馬路上罵街，中國的新文學才剛剛九十年，而且期間還有如此頻繁的政治運動與戰爭，而西方的文藝複興卻有了三四百年的曆史，很多問題不是靠發牢騷就能解決的。
我雖然從事文學批評，但並不欣賞很多批評家的“酷評”姿態，這個詞現在還沒有更精準的英文翻譯，但是這確實是一種故作姿態的刁鑽批評，我向來主張，“現代文學以史為主，當代文學以論為主”，並且我自己也是這麼去做的。因為當代文學尤其是新時期文學，史料的意義遠不如批評的價值，我們無法要求古人，但可以要求今人，這是我為什麼如此用心在文學批評上的原因。
一種秩序的重構，需要我們大多數人來解決，並不是一個人幾個人可以去完成的。尤其是文學秩序，我承認，我需要自我批評，更需要來自於別人的批評，但這種批評必須要是帶有目的性的重構，我們改正了某些問題，獲得了一個什麼樣的結果？而不是為了批評、炒作或是個人恩怨而批評。
那麼，對於這種批評的追求就不會讓我有“弄混亂”的可能了。因為我的散文也是對於我本人文學觀念——即文學作為生活方式的實施與踐行，而我的批評也是一種對於文學觀念的實施與踐行，兩者在這一點上並不矛盾，所以說，我的批評實踐是不會影響到我的文學創作的。
馬：最後一個問題，我想問的更實際一點，你最喜歡創作哪種風格的散文？或是，你最滿意的散文創作是哪一種風格？
韓：我最滿意的是關於曆史反思的散文，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放棄對當代的思考，恰恰，正如哲學家弗朗西斯·福山所說，反思曆史的目的正是要反觀當代，當代人所存在的問題往往要從曆史中去解決，這就是以史為鑒的實踐。但是就我個人來說，對於曆史遺跡、曆史事件、曆史人物與曆史文化等問題的散文化，仍然是我目前從事散文創作最好的突破口。
從文學精神上說，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問題，仍然是關於曆史的。一方麵，職業作家與暢銷書作家為了博得眼球，戲說曆史、篡改國故，在小說、電視裏，皇帝大臣可以天上飛，古人竟可以唱卡拉OK，這一切的目的隻是為了讓大家哈哈一笑，這種情況在西方、日本甚至韓國都很少見，恐怕這是中國人在當代的專利，但是我們的後人看到我們把這樣的東西留給他們，實在是一種悲哀。
那麼，我們必須要重構曆史，把曆史還原到原來的樣子，盡管不好看，盡管不嚴肅，但卻是事實。因為有些東西，我們必須要去尊重他，這是一種習俗，也是一種道德儀式。任何一個再開放的國家，都不會在國務院門前設賭場或紅燈區，其實這個道理都是一樣的。
另一方麵，我們大家對於曆史仍然了解的不夠，這當然與作家們的不負責任有很大關係，這也與“厚今薄古”的社會思潮有關係。克羅齊說，一切曆史不過是當代史，這句話流傳甚廣，但這並不是讓我們輕視曆史的作用，文學很多時候可以彌補這種不足，特別是把文學作為生活形式——因為隻有這樣才會迫使我們去閱讀，去感知，去了解曆史的原典與真相。畢竟與世界其他的國家相比，我們大家的閱讀總量與平均量還太少，所以，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來說，文學也是一種非常可取的生活方式——但至於像康乾盛世那種“家家‘收拾起’，戶戶‘不提防’”的昆曲文學大普及時代，我們是沒法奢望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