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者：韓 晗
訪問者：馬建智
韓晗：1985年出生，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戲劇文學學會理事。2009年獲得中國傳媒大學文學碩士學位，自2003年起至今，已在陸續出版長篇小說《寂寞城市》、隨筆集《蝴蝶飛出地平線》、散文集《大國小城》與《側影年華》等文學作品四部，並在大陸、台灣兩地出版《中國當代文學發展三十年》、《文化的撒旦和上帝》、《中國當代文學史新論》與《話語的秩序》等學術專著四部。除此之外，還在《人民文學》、《山花》、《讀者》、《作品》、《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中國民族》與《人大複印資料》等知名刊物發表各類作品四百餘篇，曾獲第四屆、第五屆、第六屆中國戲劇文學獎一等獎、《上海文學》文學新人獎、首屆天府文學獎等文學獎項十餘次。
馬建智：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出生於甘肅平涼，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博士，現為西南民族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與文藝理論的教學和研究，在《當代文壇》、《社會科學家》、《理論與改革》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三十多篇。並有專著《中國古代文體分類研究》出版。
馬建智(以下簡稱馬)：作為一名寫作者，你有著兩種不同的被理解方式，在一些人眼裏，“韓晗”這個名字，是一個令人驚羨、欽佩的名字，而在另一些人眼裏，“韓晗”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你是去理解這兩種不同的解讀？
韓晗(以下簡稱韓)：這兩種不同的解讀實際上隱藏了我這六年來的寫作經曆，從二零零四年一月至今，正好是我從文六年的紀念。有人說，作為作家，我是不成功的，因為我沒有像郭敬明、安妮寶貝那樣有很叫好的小說——而且我隻有一本小說出版，這是有些不稱職的，但是也有人說，作為作家，我是相當成功的，因為我的主要寫作體裁是散文與文學評論，《人民文學》、《中華散文》、《讀者》、《作品》等知名期刊都登過我許多散文作品，並且還上過中國散文學會與《散文選刊》的排行榜，但是現在的散文也被邊緣化了，所以我沒法與其他小說作家相提並論。
我還有一個身份，是文學評論者。這當然得益於我近年來對於當代文學的研究與探索，但是這種研究與探索的寫作仍然是小眾的，主要反響在學術界，而不在民間，所以，我此刻的寫作狀態仍然是較為小範圍的，或者說，在學術與散文之間遊離，並未進入文學場的核心。
您剛才說的這兩種不同的解讀，是我的寫作方式。一開始我就沒有想過成為一名職業作家，在中國職業作家是很難生活的，我的目標是想成為一名大學教師——用時髦點的說法就是“學者型作家”，這個目標我在2004年初就想好了，記得當時我第一個告訴的人是張悅然，那時她還在新加坡，也是剛出新書。隻是當時張悅然還不理解我的想法，當然，現在或許她會理解了。
馬：我記得著名學者趙毅衡先生對你曾有過這樣的評價：“韓晗是80後新一代中很少見到的‘文化人’，這種文學吾家事，文字上十八般武器無所不能的文化人，‘五四’時代常見到，但此後就日漸少見，在專業分工過細的當代，幾乎絕跡。”你認為趙毅衡先生的這句評價對你的創作有什麼啟示？
韓：趙毅衡先生是我很敬重的前輩學者、著名作家，應該說，他是目前國內知識界真正有著“五四”精神烙印的文化人，我在他的身上，總能恍然地感覺到梁實秋、邵洵美等老一輩知識分子的精神風貌，可以這樣說，他一直是我的榜樣。
至於趙老師說的這句話，我可以大言不慚地說，確實說到我心裏去了。當然，這並非是因為我不謙虛，而是因為趙老師與我在文學創作上有著非常相近的觀點。我們都很認同“五四”那一批作家的創作精神。
那一批作家，是真正地把文學當作“吾家事”的。譬如魯迅、梁實秋、周作人、廢名、老舍等等，他們既有很好的西學功底，也有很好的國學底子，他們既是一流的作家，也是一流的學者、翻譯家與社會活動家。這是為什麼那個時代經典迭出的原因。
我身上有很濃重的“五四”情結，我始終認為，那個年代的一批作家，他們的寫作姿態很值得讚賞，寫作理應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種職業。藝術的職業化，隻會讓藝術進入到類似於工業生產的“體係”當中，這是不應該的。
就我本人來說，我一直都是在積極地尋找寫作的興趣點，譬如我現在正在著手的兩個大工程，一個是“民國知識分子散文係列”，主要尋求“五四”時期那些被現代人遺忘的知識分子，並將它們散文化，一個是“民國文學刊物探索”，主要針對一些幾乎被現代人遺忘的民國文學社團、文學刊物進行研究，一方麵考察其學術價值，一方麵將其文學化，變成大眾喜聞樂見的文學文本，供更多的人了解、熟悉。
馬：2009年你的《中國當代文學發展三十年》已在台灣出版，並獲得了洪子誠、張頤武、陳曉明、樊星與王堯等諸多知名當代文學學者的一致好評，目前大陸簡體修訂版即將問世，能否談談你為什麼要將目光投射在“當代文學”，而不是你剛才所喜歡的“五四”？
韓：我的第一本係統性的學術專著目光在“當代文學”，這是很多人沒有想到的。許多人都會認為，我選擇“五四”、民國基督教或民國出版業作為我的寫作對象。但是我最願意去研究、解讀的興趣所在仍是當代，我隻不過是用“五四”文學作為當代文學的參照而已。
這本書的寫作實際上也是我個人創作觀的寄托。在這本書裏，我批評了當代中國文學創作先承後續的兩個主流階段——以“作協專業作家”為代表的文學職業化、政治化與以“出版產業化運作”為代表的文學商業化、娛樂化，這兩個階段的產生，就直接導致了當代文學沒有好作品問世。
但是，可悲的是，我們現在仍然沉湎於“自造偶像”的無知階段，某作家獲了什麼獎，就立刻捧到天上，各種頭銜紛至遝來，恨不得讓他去獲諾貝爾獎才甘心；某作家出了什麼書，就讓他擔任各種繁重的行政工作，美其名曰“人才培養”，這是不利於文學的舉措，也是不熟悉文學規律的隨意行為。
作家創作，就是一種隨意性的行為。巴爾紮克、福樓拜、海明威，包括魯迅，誰也不是作協養著的，也不是書商炒作的，而是他們自始至終把寫作當作一種生活方式。夜深人靜的時候，寫點東西，當作消遣，在強烈的功利性之下，創作出來的東西都不能算是好作品。魯迅說他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用來寫東西，我倒不認為他是勤奮，我認為在他看來，喝咖啡與寫作都是愛好，都是生活方式。
在這個問題上，我與另一位學者楊小濱先生有著共同的認識，他在美國，看問題看的或許更透徹一些，記得我曾向他提及某位大陸“知名作家”的名字，他直接告訴我，他並不認為他是大作家，這位“作家”在將僅有幾部小說被搬上電視之後，從此就翻來覆去地炒剩飯，在書商的“策應”下，他頻出各種文集，出席各種商業活動，在電視屏幕上與三流歌手演員們一道做秀，這種人在五四時期，恐怕是活不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