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說的就是向群眾學習。因為他所言“三人”，係指“任何三人”。大思想家曾參所說“用師者王”，也是主張向群眾學習。因曾參是孔子的學生，孔子之“師”是群眾，曾子所謂“師”當然也應包括群眾。師徒二人，或指“學者”，或稱“王者”，均強調以群眾為師。毛澤東則將“學”與“王”結合，說了一句非常通俗的話—“先做群眾的學生，再做群眾的先生”，並進一步將其演繹成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群眾路線”是黨的根本政治路線和根本組織路線。憑此，我們打下江山。可見，向群眾學習，乃是我們“學”之根本。
於此，焦裕祿堪稱表率。蘭考至今仍流傳一句他的格言—“如果我們有什麼不懂，問一問群眾就知道了。”
觀電影《焦裕祿》稍有遺憾，看不到焦裕祿的智慧。我這麼想：焦裕祿在蘭考僅一年三個月。可是，短短時間內，他竟能領導農民們將漫天風沙鎮住，將全縣澇地排幹，把幾十萬畝鹽堿灘翻過來！此三害，堪稱全蘭考千百年來最最基礎的基礎工程。他兩手空空：沒有錢，沒有糧食，沒有現代化工具，何以能成功？憑直觀，當知這是一個非常智慧、有辦法的幹部。
為展現他智慧的光芒，我到蘭考考察。後來，我在節目中提到“汽車”、“照相機”、“多米諾骨牌”等等睿智的做法。
但是，在蘭考我還是一度陷入苦悶。因為焦裕祿治理“三害”最根本的絕活，竟沒有一個是他的創造！—“泡桐”選得好，是農民飼養員蕭位芬給他的建議；“泥封沙丘”，是張莊一戶農民包墳頭的做法。“翻淤壓堿”，則是得益於秦寨一戶農家菜園的啟發。如是，三大絕活，完全是農民的創造。那麼，焦裕祿的智慧在哪裏呢？
一番糾結後頓悟：我們的幹部不是萬能的，但是，我們麵對的群眾卻是萬能。幹部的智慧在於群眾，把群眾智慧轉化為我們的政策，就是我們執政的邏輯。
所以，“如果我們有什麼事情不懂，問一問群眾就知道了”，是焦裕祿的肺腑之言。
現今幹部學習，多強調讀書、學文件、聽講座，嚴重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方麵—向群眾學習。其實，向群眾學習，才是最具根本性的學習。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審定的《八項規定》第一條，即強調“向群眾學習”。
五，省
這是個幹部修養方麵的問題。
人無完人，金無足赤。幹部隻要做事，都難免出錯。而且，做事越多，錯誤的幾率越高。因此，幹部必須時時反省。昔聖人言：“吾一日三省吾身”。聖人尚如此，何況我們？
焦裕祿有很強的反省精神。例如，他初到蘭考，縣委有一非常特殊的機構—“勸阻辦公室”。該辦於公社、大隊層層設治，職責是勸阻農民外出行乞。因農民外出，家醜外揚，不僅使蘭考的生產力流失，也於幹部臉上無光。
但是，這項工作非常難。因為農民外出，是生活所迫。幹部不準其外出，又不能解決其生活困難。但是，“勸阻”是既定方針，幹部們又不得不執行。所以，幹群關係緊張。他們在村裏勸，路口截，車站抓，常常是一夕數驚，草木皆兵，焦裕祿也曾為流民問題親臨蘭考火車站。
麵對四村八鄉的災民，他一個個詢問，為什麼出來？家在哪裏？老百姓提及災情，兩眼生淚，其言也哀，其狀可憫。焦裕祿被深深震撼，當場說了那句讓縣委同誌們振聾發聵的話—“我們解決不了他們的困難，難道讓他們在家裏餓死嗎？”他斷然決定，允許農民出走，說：“有問題不能捂著，應實事求是。家醜外揚，能給我們造成更大的壓力，促使改進工作。”現年76歲的農民雷中江，親曆了那感人一幕，含著眼淚回憶：“他一隻手拉著我，一隻手拍著我的肩膀說，路上注意安全，是俺們的工作沒做好，對不住大家……”
緊接著，焦裕祿在火車站召開現場辦公會，深刻反省：“黨把36萬群眾交給了我們，我們工作沒做好，對不起他們，我們應該感到羞恥和痛心！”
隨之，焦裕祿大刀闊斧撤銷原“勸阻辦公室”招牌，而代之以“除三害辦公室”，並親任“除三害辦公室”主任。
換一塊牌子，意義重大。舊機構是“勸阻”，把群眾當防範對象，站在群眾對立麵；新機構是“除三害”，為群眾排憂解難，與群眾站在同一立場。
正是這一工作思路的深刻反省和隨之而來的重大改革，為蘭考的工作帶來了根本性的轉變。農民們看到了希望，紛紛返鄉，傾力於抗災生產。
反省，是中國共產黨的傳統。例如，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實質就是反省：“批評”是敦促反省，“自我批評”是自我反省。
然而，令人遺憾者，時下卻盛行“自我表揚”。諸如“評職稱”、“評先進”、“評優秀”、“評勞模”，均要個人申報，還要填表，還要述職——製度性的“自我表揚”！
令人欣慰者，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如火如荼，第二階段的主題“批評與自我批評”呼之欲出，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為鄭州大學港台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特邀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