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就此提出問題：難道當年韓村百姓不知道焦裕祿隻吃了一碗“百家飯”嗎？焦裕祿回家後還吃不吃“百家飯”？想吃，他家也不可能有。而且，韓村村民很可能會想當然地認為：縣委書記家的生活水平會遠遠高於他們。可是，他們為什麼感動？為什麼流淚？大家為何不說他“作秀”？還是那句老話——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韓村百姓從這碗飯，看到的是焦裕祿對窮人的同情和尊重！
應當承認，我們的人民群眾是通情達理的。他們並不指望幹部與他們終日廝守，天天泡在苦水裏。他們所要的，僅僅是一種態度，一個立場。隻要他們知道，幹部同情他、尊重他，心中有他，就心滿意足。
以焦裕祿為鏡，反觀當今有些幹部，動輒曬豪車，曬名表，一擲千金，花天酒地。也許其花銷均來自合法收入，殊不知，當著弱勢群體炫富，骨子裏透露的是嫌貧愛富，是對窮人的蔑視！蔑視窮人，幹群關係好得了麼？
第二，彰顯一種政治責任。
上古堯帝有句名言：天下“一民或饑，此我饑之也；一民或寒，此我寒之也。一民或罪，此我陷之也”。上古統治者尚且有如此心胸，何況共產黨人。
群眾苦，幹部難辭其咎。因為我們是執政者，握有公權力。我們是共產黨，是為普天下勞苦大眾服務的黨。所以，群眾苦，幹部苦在其中，群眾往往就信服。
焦裕祿紀念館，現在陳列著一床被子，補丁42個；一床褥子，補丁36個。當年，焦裕祿為了工作，經常睡辦公室，所用正是這床被褥。被褥不會說話，可是那些補丁卻會說話。我們這位幹部是來享樂的嗎？還須解釋嗎？一床被褥擺在那—無聲勝有聲！
或許當年也會有百姓到縣委來訴說生活的艱辛。目睹縣委書記的這床被褥，還有話說麼，也許會自行折返。所以，有的幹部幹工作，越幹事越稠；有的幹部隻需走一遭，便化矛盾於無形。能吃苦的幹部，往往有一股人格的力量。
三，細
這是個工作方法問題。焦裕祿做工作細致入微。身為縣委書記，無論何時何地，他都能體貼農民群眾的感覺和想法。
當年蘭考，有個許貢莊，是全縣公認的最窮的村之一。那時蘭考縣，年年要靠國家救濟才能維持。可是，該村村民雖然貧窮，卻非常齊心，對於國家救濟，從來分文不要。針對這個村，焦裕祿說過一句話—“我們決不能讓老實人吃虧。”
1963年大年初一，大雪紛飛。焦裕祿在家坐不住，惦記著該村村民有無過年的飯菜。於是，一大早，他隻身一人來到這個村，全村挨家挨戶走訪，直至確知鄉親們年飯無憂，才安心離去。
今天，我們就此分析。
很明顯，焦裕祿此行並未動用一分錢的公共資源。可是，他得到民心了嗎？筆者斷定：該村村民這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大年初一，“縣太爺”到他家給他們拜年！可以想象，焦裕祿叩開農家的第一句話一定是：“新年好，給您拜年了！”同樣可以想象，今後的日子裏，許貢莊人仍將任勞任怨，以更大的熱情支持他的工作。焦裕祿是在用心，向許貢莊人傳遞正能量。
現實中，經常聽到一些幹部的抱怨—“沒錢，我怎麼做工作？”其實：有錢，能把工作做好，固然是能力；沒錢，有這份心，以心換心，照樣得民心。
群眾最怕的不是吃苦。他們最怕的、最容易為之受傷的，是幹部的麻木。也就是說，他們吃苦，任勞任怨，不要救濟，我們的領導卻視而不見，讓他們的“苦”吃得毫無成就感，心灰意冷。反之，如果他這麼想：咱吃苦，咱不要國家救濟，領導心中都有本賬，縣委書記還專門來看咱，欣賞咱，他們就會感覺這“苦”吃的值—雖然吃了苦，卻得到了一種精神上的愉悅。
人的快感來自兩方麵：一，物質。你給他獎金、獎品，他高興。二，精神。人是精神動物，其所作所為，需要有人欣賞，尤其是幹部的欣賞。
我們幹部手中握有的物質資源往往有限，但我們握有的精神資源卻是無限。對貧苦的人，委曲求全的人，老實人，領導幹部經常去看看人家，說幾句好聽話，拍拍他肩膀，甚至給他點點頭、笑一笑，他們就能得到一種精神上的慰藉。因為我們不是一般人，是幹部。
管理一個地方，很難做到絕對的公平。但是，作為領導幹部，始終應有一個公平的信念，心中有筆明細賬。對那些無私奉獻的人，要給予更多的關懷；對那些委曲求全的人，至少在精神上平衡一下。好的幹部，當以引領社會正氣為己任。不能誰老實，讓誰吃虧；誰弱勢，就欺負誰；好哭的孩子多吃奶！那樣，社會風氣就會越來越壞。
四，謙
這是一個幹部學習方麵的問題。當幹部，要始終保持謙虛的心態，向群眾學習，向自己身邊的人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