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祿精神鏡鑒
執政與行政
作者：周文順
列寧曾斷言：共產黨執政之後，最大的危險是脫離群眾。我們以中國共產黨為例：民主革命時期，共產黨沒有掌握國家政權，更遑論政府財政的支持，我們所用所需從何而來？別無選擇—群眾，是我們獲得力量的唯一源泉。與群眾關係好，就能生存和發展；離開群眾，就須麵對死亡。也就是說，那種窘困的局麵，逼著共產黨走群眾路線，造就了我們老一代共產黨人與人民群眾之間的血肉聯係。
執政之後呢，條件改觀，我們擁有了第二種力量—政權。政權是為人民服務的工具，但是，它也難免帶來負麵效應。執政黨的幹部，可以坐在辦公室裏發號施令。而這種指令式的工作方式，簡單易行，更適應一部分幹部避繁就簡的惰性。於是，久而久之，他們漸漸習慣於運用行政力量推動工作，反而將幾十年打江山練就的看家本領—群眾路線—萎縮了。
當前，我們麵對的正是這樣嚴峻的事實：一些幹部，與群眾漸行漸遠；幹群之間缺乏信任，顯得陌生和冷漠。值此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力倡學習弘揚焦裕祿精神，堪稱恰當其時。因為焦裕祿作為一名執政黨的幹部，其最耀眼的光芒就是與群眾關係密切。
2007年，筆者曾於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講述焦裕祿，為此兩次赴蘭考實地考察，親身感受了蘭考人民對這位已故縣委書記的愛戴和懷念。雖半個世紀過去，當年老農，每言及“老焦”，仍禁不住流淚。
焦裕祿精神的實質在於親民。對照其人其事，聯係當今幹部作風，筆者認為主要有五個方麵尤當鏡鑒，特將其歸納為五個字。
一，低
這是一個幹部與群眾的交往問題。幹部麵對群眾，不能有架子，應姿態低一點，與群眾打成一片。
焦裕祿在蘭考，實際工作時間僅一年三個月。遙想當年，他兩手空空，資金、物資奇缺，可是，他說話，群眾聽；他謀事，群眾信。短短時期，他便能把群眾發動起來，在蘭考成就一番偉業，究其原因：麵對群眾，姿態低，沒有“官架子”，至關重要。
例如：他初到蘭考，有人問：“蘭考這麼窮，這麼苦，你怎麼到我們這裏來了呢？”焦裕祿脫口而出：“沒什麼，比我過去披個麻包片沿街乞討強多了。”
縣委書記不擺譜，當著大庭廣眾，口出此言實屬難能可貴。
眾所周知：60年代初的蘭考，自然條件惡劣。每到青黃不接的季節，全縣70%以上的農民逃荒要飯。人窮，難免有自卑心理。縣委書記剛到，老百姓最擔心的就是：自己窮、自己是乞丐，會不會被新來的縣委書記瞧不起？可是，麵對窮苦百姓，縣委書記脫口而出，說自己也曾做過乞丐，可以想象，群眾內心感受如何。正是這麼簡短一句話，讓人感到親近、坦誠，有種一見如故的感覺。一句話，拉近了縣委書記與窮苦百姓的距離。
習近平總書記說“焦裕祿是一個很高很高的標杆”，是指他的風格。但是，這“很高很高的標杆”卻在群眾中留下了很低很低的身影。他與農民兄弟一起住牛屋，縣委的轎車從來不坐，他蹬自行車卻讓通訊員坐在後座，他到理發店理發與群眾一起排隊。
在蘭考考察期間，我曾見到許多當年的老農民。他們提及焦裕祿，沒有人稱呼“焦書記”，無不親切地稱之為“老焦”。在大家眼裏，仿佛他根本不是什麼書記，也不是官，而是老朋友，老哥們兒。朋友的話，當然要聽；哥們兒謀事，當然是可信賴的。
正如老子《道德經》所言：江海“善下之，故能為百穀王”。焦裕祿姿態低，將自己融入群眾之中，奠定了他在群眾中強大的號召力。
那麼，焦裕祿何以能做到姿態低呢？姿態取決於心態。做幹部，最忌虛榮心。焦裕祿之所以能做到姿態低，重在不忘本。雖貴為一縣之尊，他仍時刻銘記著自己沿街乞討的過去，仍堅守著自己的平民心態。
人不能忘本。猶如一棵樹，無論你長得多麼高大，即使長到了雲彩眼裏，最初，也就是個小嫩芽。沒有“天生幹部”，所有幹部都是從百姓中一步步走來。每一步成長，都離不開大地的抬舉，都離不開群眾的擁護。當幹部，時刻記著自己是從哪裏來，自然就沒有架子。你把自己當群眾，群眾把你當自己。
其實，平民心態，也是我們共產黨的傳統。毛澤東說過，“既當官，又當老百姓”。
過去，群眾稱呼我們的幹部，多為“老張”、“老李”。也不知自何時起，流行官稱，久違了那親切的稱呼。
二，苦
這是一個幹部生活水平的問題。當幹部，應與群眾同吃苦。其意義有二：
第一，表達對窮人的尊重。
昔日，蘭考人民貧窮，是由於惡劣的自然條件。在嚴格的戶籍製度下，他們不能任意遷徙，已經付出了很多。所以，我們不能因為他們貧窮而看不起他們。麵對窮人，幹部吃點苦，是對他們的尊重。
有人認為，當著窮人吃苦是作秀。其實不然。
例如：1963年春，焦裕祿和韓村村民一起翻淤治堿。中午老鄉送來一碗“百家飯”。所謂“百家飯”，即村民平時沿街乞討來的飯團、饃頭經重新燴煮而成。焦裕祿小時候討飯，當然知道那是什麼。他端過飯碗，心比刀紮都痛，沒有說話，眼睛一閉，大口吞咽，一口氣把飯吃完，悲愴的淚水奪眶而出。韓村百姓，眼睜睜看著焦裕祿把那碗飯吃下去。焦裕祿前腳走，後麵全村村民抱頭痛哭，發誓：“哪天要是翻了身，一定要老焦吃上咱們自己種的糧食！”真是肝膽相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