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團的上述決定很快成為蘇聯國內針對帕斯捷爾納克及《日瓦戈醫生》的討伐和批判浪潮。10月26日，《新世界》主編特瓦爾多夫斯基和7位編委聯名給《文學報》寫信，譴責帕斯捷爾納克將手稿交給外國出版商去出版的做法，認為這一行為“玷汙了蘇聯作家和公民最起碼的榮譽和良心”，並要求《文學報》發表《新世界》雜誌1956年寫給帕斯捷爾納克的退稿信。同一天，蘇聯著名評論家薩拉夫斯基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圍繞一株毒草的反革命叫囂》的文章，指出“反動的資產階級用諾貝爾獎金獎賞的不是詩人帕斯捷爾納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而是社會主義革命的誣蔑者和蘇聯人民的誹謗者帕斯捷爾納克”。蘇聯作家協會則立即宣布開除帕斯捷爾納克，高爾基文學院學生更結隊到作家住宅門前鬧事，投擲石塊，擊毀門窗，使帕斯捷爾納克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嚴重的威脅。
重壓之下，作家不得不公開認錯
隨後，蘇聯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謝米恰斯內在慶祝共青團成立四十一周年大會上宣稱：既然帕斯捷爾納克對蘇聯如此不滿，那麼他盡可以離開蘇聯到“資本主義樂園”去。這實際上是在暗示蘇聯官方有人主張將帕斯捷爾納克驅逐出境。
這使帕斯捷爾納克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於是，他動筆給蘇共中央最高領導人赫魯曉夫寫了一封信，請求不要將他驅逐出境。他在1958年11月1日寫給赫魯曉夫的信中傾訴道：“我求助於您本人、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從謝米恰斯內同誌的報告中，我得悉：政府‘將不會對於我離開蘇聯製造任何障礙’。而對於我來說，這是不可能的。我出生在這裏，生活在這裏，工作在這裏，我同俄羅斯是不可分的。我無法想象我的命運會與俄羅斯分開”，“無論我的過失與迷誤有多麼巨大，我不可能設想到，我竟會處於西方一些人圍繞我的名字而掀起的這樣一場政治運動的中心。意識到這一點之後，我通知了瑞典科學院，自願放棄諾貝爾獎。離開我的祖國對於我來說無異於死亡，因此我請求不要對我采取這種極刑。”
1958年11月5日，帕斯捷爾納克又給《真理報》編輯部發去了一封公開承認自己錯誤的信。第二天，這封信便在《真理報》上公開發表了。作家在信中大包大攬地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並為自己的錯誤進行了辯解：“《新世界》雜誌編輯部曾警告我說：這部長篇小說可能被讀者理解為一部矛頭指向十月革命和蘇維埃製度基礎的作品。可是，我卻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現在我對此後悔不已……我似乎在斷言：任何革命都是曆史上非法的現象，這種非法現象之一便是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給俄羅斯帶來了不幸，並造成了俄國正統知識分子的死亡。不過，我清楚這樣的斷言，而且竟把它們解釋到了如此荒謬的地步，實非我的本意。而且，我的得到諾貝爾獎的勞動，竟授人以柄，做出如此令人傷心的解釋，這才是我最終拒絕受獎的原因”，“我從來不曾有過損害自己國家和自己人民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