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帕斯捷爾納克還表達了自己對祖國的深深熱愛之情：“我生在俄羅斯，長在俄羅斯，在俄羅斯工作，我同它是密不可分的，被驅逐而離開它出走異鄉對於我是無法想象的。”他還一再聲明：自己發表這封公開信完全是“自願的”，“我沒有受到迫害，我的生命和自由均無危險，絕對沒有”，“我想再一次強調說明，我的一切行動都是自願的”，“誰也沒有強迫我，我寫這份聲明時心靈自由”。在上文引述的1958年11月1日寫給赫魯曉夫的信中，帕斯捷爾納克已經明確表示他“通知了瑞典科學院自願放棄諾貝爾獎”，在11月6日《真理報》上發表的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的信中他再次表示：這是“我自己作出的決定，並無任何人強迫我，寄出了表示自願放棄受獎的聲明”。
同年12月29日，帕斯捷爾納克再次宣布拒絕接受諾貝爾文學獎，並致電瑞典科學院：“鑒於我所從屬的社會對這種榮譽的用意所作的解釋，我必須拒絕這份已經決定授予我的、不應得的獎金。希勿因我自願拒絕而不快。”應當說，帕斯捷爾納克還是一位比較單純的作家，他的單純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1956年，當他完成了《日瓦戈醫生》一書的寫作之後，他將手稿寄給了《新世界》雜誌編輯部，希望能在蘇聯國內出版這部書，可見，他是認定他的手稿是沒有問題的，否則他又怎麼會自己主動將手稿交給《新世界》雜誌去公開出版呢？他隻是深信“我從來不曾有過損害自己國家和自己人民的想法”，於是便坦然地將手稿寄發了出去，而全然意識不到在當時兩大陣營，包括意識形態對抗在內的“冷戰"aE愈演愈烈之際的特殊性，以及他置身其中的蘇聯政治體製的特殊性：文學被政治化。
第二，在《新世界》雜誌社將他的手稿退還給他，並附了一封嚴厲譴責他的信之後，他竟然還將手稿送到了境外去出版，並且在獲悉他的作品榮獲了諾貝爾獎之後，比較欣喜，甚至還天真地想當然地認為他為蘇聯長了臉，蘇聯政府和人民會讚揚他，並且以他為豪。
當時的蘇聯克格勃主席謝列平在1959年2月20日呈交給蘇共中央的有關帕斯捷爾納克的調查材料報告也證實了這一點：“1958年10月23日，當得知授予他諾貝爾獎時，帕斯捷爾納克曾對一名外國記者說，他得悉這個消息十分高興，並且認為蘇聯也會歡迎這件事，因為正是蘇聯社會的一員獲得了這項榮譽。他期望蘇聯當局和社會人士會給予積極的反應。”
第三，在遭受國內有組織的批判、麵對巨大壓力之際，一方麵他在《真理報》上發表公開聲明承認自己的錯誤，拒領諾貝爾獎；另一方麵他在自認為極其安全的私人信件中，又傾訴了他內心深處的哀傷，洞開了他的真實思想，卻全然不知他的一切私人信件和私人交往早就牢牢地被克格勃掌控了。
上述克格勃主席謝列平1959年2月20日呈交給蘇共中央的報告證實：在帕斯捷爾納克的作品還沒有獲得諾貝爾獎的1957年8月，“在寫給姐姐斯列特的信中，帕斯捷爾納克還告訴她說：‘東西已經寫出來了，什麼也無法妨礙它在亙古長存的生活中占領一席之地’”；當帕斯捷爾納克獲悉他獲得了諾貝爾獎之後，“不顧蘇聯社會公眾的憤慨，不願意放棄諾貝爾獎，而他在報刊上發表的聲明可作雙重解釋。實際上，根據對帕斯捷爾納克信件實行的監控得知，他曾試圖向國外寄出若幹信件，其中重申了對於授予他諾貝爾獎的欣喜，並全權委托他所認識的住在法國的德普魯埃爾伯爵夫人為他代領。”自然，帕斯捷爾納克的這一願望是無法實現的，因為克格勃已經采取了相應措施。
張寧據《炎黃春秋》徐元宮/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