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男人的金婚
百味人物實錄
李增瑞 讓出來的人生
收了工，吃罷了飯，
老兩口兒來到了台前，咱們兩個來表演。
老婆子。
哎！老頭子～
哎！你看咱倆說哪段？
你愛說哪段說哪段！
瞅著那老兩口，觀眾他真喜歡……
這是相聲名家王謙祥、李增瑞合說的相聲《換包裝》中的經典片段，誇張的探戈舞步，詼諧的曲調，一聲“老頭子”、“老婆子”的親切呼喚，讓觀眾在忍俊不禁中感受到兩位演員的默契。
作為捧哏演員，尤其是經常表演“一頭沉”（逗哏演員台詞較多）作品的捧哏演員，李增瑞老師在舞台上的語言一向比較少，這次采訪讓我能夠有機會傾聽他的講述，和我們聊一聊“兩個男人的金婚歲月”。
母親藏起了我的錄取通知書
提起“祥瑞組合”的緣分，還得從1960年的夏天說起。
李增瑞：那年我13歲，當時我小學還沒畢業，上五年級。我是北京人，從小就喜歡相聲，每次學校聯歡的時候，我都和同學一起演出。我有一個同學的父親在前門大柵欄那片兒當交謦，那年放暑假的時候，他父親跟我說“曲藝團正招生呢，你還不報名去”。當時文藝青黃不接，所以文化藝術界在全國範圍內準備招收一大批學員。我隻參加了一次初試，就沒信兒了。
記者：當時考曲藝團，是要進行好幾次考試嗎？
李增瑞：複試就有兩次呢，可我這邊就沒消息了。過了好長一段時間，到了8月，8月19日，我才接到一份錄取通知書。
記者：您隻考了一次，就被老師看中直接錄取了？
李增瑞：接到通知書，我和我母親說，人家錄取我了。這時候我母親才拿出五封信來。
記者：啊？藏起來？！
李增瑞：我一看，通知我去複試的有兩封，通知我去體檢的有兩封，還有一份錄取通知書。我自己接到的那份錄取通知書，已經是人家給我發出的第二份了。我媽她不樂意讓我說相聲，她想讓我繼續念書，想讓我考大學。我當時考曲藝團，第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喜歡相聲，再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家當時生活確實很困難。
我9歲時父親就去世了，我們家姊妹六個，我上麵有一個姐姐，男孩裏麵我最大，下麵還有兩個弟弟兩個妹妹，我想減輕家裏的生活負擔。如果考上曲藝團，就能享受學徒工待遇，每月有16塊錢生活費，每年還有25塊錢的置裝費。這樣我起碼能自己養活自己，還能省下一些錢來給家裏。學校的老師也不願意讓我考曲藝團，因為我的成績在班裏是拔尖兒的，是班上的學習委員。當時到學校開證明，老師不給我開，讓我自己找校長。記得那是個禮拜六的下午，我在校長門前等了一個多鍾頭，才等到了校長，把證明開來。就這麼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決定了我這一生的事業，也改變了我的命運。
“早戀”加“包辦婚姻”
與此同時，另一個少年也從包頭報考到了北京市益藝團學員班，他，就是在日後和李增瑞成為“黃金搭檔”的王謙祥。
一個12歲，一個13歲，大家都開玩笑說，“祥瑞組合”的緣分是從“早戀”開始的，他倆都承認這一點，但同時總會補充一句，“我們共同愛上的，是相聲”。兩人當年的組合不但是“早戀”，而且絕對算得上是一樁“包辦婚姻”，老師的一句話，成就了他們半個多世紀的相聲緣。
李增瑞：入學以後我們先到農村勞動了一個月，回來後開始上大課，從繞口令、打燈謎學起，我和謙祥一開始都有各自的搭檔，那時我是逗哏演員。練了兩三個月基本功以後，老師開始給我們分對兒。當時我們一共四個人，老師安排李金鬥和王文友一對兒，又跟我們倆說：“你們兩個，一對兒。”而且安排謙祥逗哏，我捧哏。
記者：當時的曲藝學員班是怎樣學相聲的呢？
李增瑞：那時我們學習的基本形式是以團代班，不是院校製。給我們任教的是王長友、譚伯儒兩位先生，他們是我們的開蒙老師。我們這個學員班最大的教學特點，就是“一邊學一邊兒演”。當年的北京市曲藝團在大柵欄裏頭，學員班離前門小劇場也就有幾十米遠，我們每天晚上都可以去那兒觀摩老師們的演出。自己學習排練了新節目以後，也到那兒去演，去找舞台上的感覺，一點一點的摸索。台上演一遍，勝過台下練十遍。演完後老師會給我們指出哪兒演得好，哪兒演得不好。我們的學員班不單學相聲，而且還有文化課，當時有語文、曆史、政治、音樂四門課程。學員班還請京劇老師來教我們舞台形體的基本功，像什麼“走邊”、“起霸”、“趟馬”，都要求我們去學。譚伯儒先生念過私塾，他總是提醒我們，一定要提高自己的文學修養，還教我們描紅模子，練毛筆字。
記者：您最初是逗哏演員，但是老師安排您做了捧哏。雖然喜歡相聲的觀眾也都知道“三分逗，七分捧”，做一個好的捧哏演員並不簡單。但畢竟是和以前的位置和作用不一樣了，當時您心裏願意嗎？
李增瑞：那個時候沒有那麼多的想法，後來長大了以後，我就有了自己的想法。當時我們周圍有一些逗哏的演員看不起捧哏的，捧哏演員很受氣。我就總想，我不能是受氣的弱者，所以我要學的東西比其他的捧哏演員要多一些。從1963年開始，我就學了快板，可以獨立表演；一年後我又開始學彈三弦，在演出時可以給鼓曲演員伴奏。那年暑假，我還看了好些像《鼓詩詞彙編》之類的書，學習曲藝作品的轍韻。我找來了一本書，叫《王貴與李香香》，自己練著用曲藝的十三道大轍把這個故事串起來，就這樣私下裏下功夫，一段一段地練著寫。我是個捧哏演員，但不能在一棵樹上吊死，萬一人家不要我的時候，我還能有飯吃。（上世紀）60年代的時候，我們這些學員雖然還沒畢業，但是已經能獨立演出了，並且有了喜歡我們的觀眾群。謙祥學習新東西特別快，除了說相聲以外，他學著演山東柳琴腔，唱得很不錯，他的身手別人更是比不了。表演唱、天津怏板，他都學得快。在藝術方麵，他的綜合素質非常好。
記者：您的綜合素質也很好啊！
李增瑞：我隻能算是“笨鳥先飛”吧！小時候練功，大家都笑話我，說我是“山西胳膊直隸腿，鐵板橋的腰”，你就能想象我這肢體有多僵硬吧。我隻能說是肯下功夫。
記者：“文革”開始的時候，您和謙祥老師還不到加歲吧？
李增瑞：對，我們也就是十八九歲。那時相聲成了“四舊”，我們這些說相聲的年輕人成了“修正主義文藝黑線的黑苗子”，都去了幹校。當時團裏的宣傳隊也會演一些擁軍愛民題材的節目，但是相聲在相當一段長的時間不能演了。那時候因為我寫了一段山東快書叫《擁軍井》，軍宣隊覺得這個節目不錯。所以1970年軍宣隊搞文藝革命時，就把我調到了創作組。直到1973年，北京市曲藝團在《長江日報》上看到一個相聲段子，叫《勞動號子》。這個作品是武漢曲藝團的胡必達先生創作的，所以團裏派我和謙祥去武漢學習這個段子。這樣，我和謙祥又重新開始合作。當時我們這個作品在曲藝團的演出中是“攢底”（即“大軸兒”，最後一個出場）的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