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生出來有記憶，到我十三歲以前，我認得清的人加起來，恐怕都沒有我十三歲那一年我認識的兩個人多。我發現我根本記不清父親的臉，他的形象是那麼的模糊；而母親，我從未直視過她。家裏不會來什麼親戚客人，那麼破爛窄小的屋子，巴不得躲起來深埋入地底，又怎會讓別人看到。外公外婆爺爺奶奶我也沒有見過。那間屋子，如荒島，狹縫中長滿蟲蟻雜草，磚牆搖晃。從我出生就住在那間房子，到我父母親都離開我的時候我也還是住在那裏。我像是一個無人認領的孤童，幼兒園沒讀就被送去念小學，家長會上從來都留著一個空座位，如果真有剔骨還母，那我願意拆卸了自己再把自己重新生出來一遍。
我很珍惜他們兩個，老姚和阿默。我們三個人呆在一起可以自由地、肆無忌憚地說。老姚說著他父親帶著他在世界各地遊玩的場景，阿默跟我說那些小說裏的故事，而我說著那些夜晚點蛙，白日捉蛇的段子。我帶著他們到秋日收割過的野地上做紅薯窯，堆砌土塊圍圈生火；到山上去砍竹子做竹筒飯；在溪流邊釣魚；捅馬蜂窩……那些癲狂的少年才會鍾意的玩樂。
我發現其實阿默並不像他外表那樣斯斯文文，他卷起袖子脫了鞋子奔跑起來就像個十足的野孩，像匹脫韁的野馬。倒是老姚，實在是笨，燃火學不會，劈竹子斬不開，還老是把魚驚走。
以前我做這些事的時候總是一個人，躲進深山老林裏，累了就仰在草地上嘴裏叼一株三色堇，看看天，閉眼睡去。等我同他們在一起後，乏了就有人陪我喝酒聊天吃著花生米。說實話我那段時間特別怕天黑，好像天一黑他們就會被風吹散了一樣，如隻在白天出沒的孤魂野鬼。
慶幸的是臨走前阿默都會丟下一本他翻得快爛掉的舊書給我。我欣喜若狂。沒錢去搓大機的時候小說是最好的解乏之徑。
可我養成了一個很壞的習慣，我偷偷地撕下每本書裏那些我最喜歡的一頁，我用唾液沾滿它們，欲圖占有它們，我把它們貼在我的胸前、背後，然後用死魚一樣的眼睛盯著它們，不讓它們逃跑。所以每本書還給阿默的時候總是殘缺不全的。就像我們那殘缺不全的人生。我把那些書頁都疊壓起來放在枕頭的下麵。我以為它們會永遠藏在那裏。裏麵藏著桀驁不馴的霍爾頓，有浪漫不羈的薩岡，有穿行各個時代的王二，有沉淪頹靡的零餘人。
老姚也會給我帶來很多的卡帶。可我沒告訴他我沒有收錄機，我也從不在家聽歌。老姚說這些磁帶送我了就送我了，他不要我歸還。於是它們就變成了一條條纏住身體的黑色長帶。出來了便再也進不去。
我把那些東西統統都藏好，在那間無人的屋子裏。
堅果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闖進了這個世界。老姚被她俘獲得茶飯不思。她是個特別逗趣的姑娘，大大咧咧講著黃段子，跟我們三個男生一塊出去吃燒烤的時候幹起啤酒一點也不含糊。我佩服她一個姑娘有那麼大的酒量，即使是喝醉的時候也那麼紅粉誘人。
“你們兩個，輸了可得親嘴兒啊！”
“那你們輸了怎麼辦？”堅果一點也不示弱。
“我們也親，親就親唄，怕什麼啊是不是阿默！”
“滾開，誰給你親，你親樹去！”
“哈哈哈哈。”
堅果給我看過老姚給她寫的情書。工工整整的字句還沒有一點病句，這哪像是老姚幹出來的事兒。我說：“這準是他花二十塊錢讓別人替他寫的，這兔崽子幾斤幾兩我會不知道？”
堅果不信。
後來我問老姚，他一口咬定就是他寫的。我說：“你小子真的為了愛情連智商都進化了？怎麼沒見你數學分數有長進？”
他扭過頭不理我。
我明白老姚這回是真愛上這姑娘了。她是那麼的活潑美麗。我嫉妒他，也嫉妒她。他們兩個約會去的時候就剩下我和阿默兩個光棍坐在城西體育場的台階上閑聊。我總不明白他都在想些什麼。他說得很少很零碎。有時候我想，我們三個性情完全不投的人是怎麼呆在一塊的。他無數次地跟我提起他想考去上海，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小說裏寫著那裏有冬天結霜的黃浦江，秋天有葉落一地的法國梧桐，夏天有汗流浹背穿著背心穿梭在街市裏的黃包車夫，春天，春天有穿旗袍的上海女人。
“你喜歡什麼呀陸小路，從來沒聽你說起過啊？”
我撥開易拉罐的拉環，咕嚕喝下一口啤酒。我們坐在小城的製高點，下麵是五彩斑斕的世界，背後是黑色的無邊無際。我並不知道我喜歡什麼，也想不明白我該往哪走。
零四年高考的時候我缺席了。前一天晚上我們那片廢舊的工廠起了大火。燃點是我家對麵二樓那隻殘餘油料的廢桶。他們說轟隆一聲便燒起來，火勢蔓延得極快，鄰居家熟睡的嬰孩燒成了焦炭，他的生命才開始就已結束，那些廢舊的陳放多年的的機器爆裂開來也完成了老朽的使命。等我回到家的時候已經什麼也沒有了。黑色的惶恐。我才意識到我這下是什麼也沒了。
那天晚上我在拐角搶了一個阿姨。跟老姚借了三千塊錢，跳上了往東邊去的火車，從西南邊境一路逃票到了廈門，祖國的東海岸。
活得並不如意，但總算是活下來了。
尾聲
冬天的時候我回了一趟學校。那棟被拆除的樓現在建起了一座嶄新的食堂。
零一年我們三個人翻牆進來的時候它有八層，是這個學校最高的樓。阿默說這個地方可以組建一個死亡詩社。我不解。他說是一部影片。這個裸露著鋼筋水泥廢棄的天台於是成了三個人的聚集地。我們在這脫了上衣奔跑，讓大雨衝刷。阿默大聲的讀詩，我生火，老姚盤腿而坐。我說，我詩歌沒辦法寫得像你那麼好了，但我可以寫小說。我要寫好多奇妙的故事，像三個火槍手那樣的，天上的底下的，生存著的死亡了的。
零六年堅果、老姚和阿默來廈門看我。我衝動喝了很多酒。晚上把堅果給上了。同老姚隔著一個房間。然後堅果留了下來，老姚走了，他去了日本。
阿默說我不是人，對我很失望。然後他也走了。
零八年冬天，堅果不小心懷上了我的孩子。我沒錢把它生下來，甚至連把它打掉的錢都沒有。堅果自己裹著大衣去做了人流。之後她上了北京看雪，終究不回。
我已經疲倦了。
那隻還活著的、似乎氣喘籲籲的魚兒，在水裏徘徊遊著。我洗了澡出來，熱騰騰的水汽彌漫這間窄小的廉租屋。未穿衣褲。我用手伸進冰冷的魚缸裏，輕柔地掬出那三株死掉的魚苗。把他們放在我蓬勃跳動的心髒前，觸碰我粗糲的皮囊。把它們裝進透明的塑料袋裏，捆好，密不透風，鬆手，落在了腐臭黑魆魆的垃圾桶裏。
“假如你先生來自鹿港小鎮/請問你是否看見我的愛人/想當年我離家時她一十八/有一顆善良的心和一卷長發……”
“喂，你好哪位？”
“陸小路嗎？我是常虹，四班的班長啊。”
“常虹？”我一時想不起來這個名字。
“你的電話可讓我好找啊，畢了業你整個人就跟蒸發了一樣。下個月四班同學聚會呢，你能回來不？七八年了，難得聚一聚。”
我猶豫了一下：“阿默他回去嗎？”
“阿默？阿默是誰啊？”
“張默生啊。”
“嗬嗬，我們班有這個人嘛？你記錯的了吧陸小路。”
“怎麼可能！那堅果總回去吧？”
“堅果？堅果又是誰？”
我沉默。
“那，你知道老姚去世的消息嗎？”
“老姚？誰啊？”
“姚金錢。”
“你說的這些人都不是我們班的吧，我怎麼一個都沒聽過啊。”
“哦、哦，那，我現在在台北呢，恐怕是回不去了，簽證也辦不及。”
“台北？你去台灣了啊，在台北哪兒呢？”
“鹿港。”我撩開窗簾，看到海的那一邊，遠方有個我看不到的島嶼，我深吸一口氣，“我還有事兒忙著呢，不好意思，先、先掛了。再見。嘟嘟嘟嘟。”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於廈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