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設施產業的健康發展，能夠提高全社會勞動生產率，降低產品成本，提高生活質量，對於國家經濟發展的作用將越來越大。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基礎設施的適度超前發展，對於未來經濟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使得基礎設施產業的國際間競爭態勢成為必然。為了迎合這場競爭，我國基礎設施產業隻有是高效率的經濟形式時才有可能在國際競爭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目前，我國的基礎設施產業絕大多數是由政府投資興建和提供服務的，效益低、競爭力差，早已不能滿足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的需要。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途徑，是在擴大基礎設施領域投資的同時，加快基礎設施產業的市場化改革，大力吸引非國有經濟進入基礎設施產業，促進基礎設施產業的長期穩定發展。我國基礎設施產業資本的短缺需要非國有經濟進入，但這不是根本原因，否則就意味著一旦經濟發展，政府資金充裕，非國有經濟就要退出基礎設施產業。顯然，事實並非如此。非國有經濟進入的最為根本的因素是基礎設施產業高效率運作的內在要求。非國有經濟是富有效率和效益的經濟，引入非國有經濟，可以促進競爭，提高經濟效率。因此，基礎設施產業中非國有經濟的發展，是長期發展戰略的要求。
基礎設施產業自身由於技術的進步而發生了變化。一些原先屬於自然壟斷的產業已不再具有自然壟斷的性質，一些整體上還帶有自然壟斷性質的基礎設施產業，也可以實現自然壟斷業務與非自然壟斷業務的分離。也正是因為這些原因，非國有經濟在基礎設施產業中才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基礎設施產業的市場化改革給非國有經濟的進入提供了機遇，但非國有經濟願意進入基礎設施產業是有前提的，即要有合適的利潤預期，這是由非國有經濟逐利的本性所決定的。非國有經濟的逐利本性會引導競爭，但是，將非國有經濟引入基礎設施產業並不會天然帶來競爭效率的提高。非國有經濟隻有在公平競爭的環境中才能健康發展，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和社會福利的改善。
一、非國有經濟進入我國基礎設施產業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從表麵上看，基礎設施投資巨大，投資回收期長，具有投資上和消費上的不可分性以及經營上的自然壟斷性等特點，其建設和經營的社會目標與民間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經濟目標構成矛盾。但實際上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技術進步、經濟理論的發展及市場經濟體製的深入進行，基礎設施產業引入民間資本不僅必要，而且在實踐上也具備可能性。
1.非國有經濟進入基礎設施產業的必要性。
民間資本進入基礎設施產業，不僅可以解決基礎設施產業資金供給不足的問題，而且還會對基礎設施產業的管理運營效率、政府職能的轉變、資本市場的發展等國民經濟各方麵帶來一係列的變化，從而推動整個國民經濟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
（1）非國有經濟的進入可以促進基礎設施產業競爭機製的建立。競爭對經濟效率的促進作用，表現在它能刺激生產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競爭的這一作用同樣也適用於基礎設施產業。各國基礎設施產業管製體製改革的實踐證明，基礎設施產業引入競爭是增加有效供給、提高效率、改善服務、降低價格的最有效的手段。可以說，基礎設施產業改革的核心內容就是建立市場競爭機製，但基礎設施產業競爭機製的引入和完善是與民間資本的進入分不開的，這二者相輔相成，互為促進，必須同步進行。一些行業開放、引入競爭之後，如果沒有多元化投資主體的進入，尤其是產權明晰的民間資本的進入，該行業的競爭局麵就很難真正形成並長久地進行下去。因為在一個領域中，如果隻有少數幾個國有企業經營，其結果要麼是競爭發展不起來，要麼是競爭後幾個企業很快達成新的壟斷。因此，為適應基礎設施產業開放競爭的進度，必須采取各種措施，鼓勵民間資本進入基礎設施領域，大力推進基礎設施產業投融資活動的市場化建設，讓廣大民間投資主體在基礎設施產業發揮巨大的威力。
（2）非國有經濟的進入可以促進基礎設施產業效率的提高。民間資本要進入基礎設施產業，首要一點就是控製與防範投資和經營風險。為此，一般都要求政府對基礎設施產品和服務的價格作保證，即政府對存在沉澱成本的基礎設施產品或服務的價格進行承諾，民間資本才敢進入。首先，在預期價格確定的情況下，民間企業則會通過努力降低成本，擴大服務品種和數量來獲取較多的贏利，這一點是提高基礎設施資源配置效率和保證足夠資金對基礎設施進行維修和擴建的關鍵環節。其次，價格的承諾，可以極大地調動企業的積極性，企業為賺取更多利潤，則會千方百計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如縮短采用新技術的時間和過程、降低勞動力資本、加強收費管理等。最後，價格的承諾，促使基礎設施產業管理技能和管理技術的提高。可見，推進基礎設施產業的市場化改革，引進民間資本，不僅有利於提供基礎設施產品或服務的企業運用現代管理技術和先進的管理經驗對複雜的基礎設施實行商業化管理，從而有利於基礎設施領域企業運營效率的提高，還有利於促進基礎設施產業政府監管體製的改革與監管效率的提高。
（3）非國有經濟的進入有助於理順政企關係，轉變政府職能。非國有經濟進入基礎設施產業的最大好處就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基礎設施產業投資者和政府之間的短期行為，建立起較長期和穩定的關係。各國大量的實踐證明，在政府既是所有者又是管理者和經營者的情況下，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的建設和運營根本不可能排除政治因素的影響，基礎設施建設呈起伏比較大的發展態勢。民間資本的進入可以克服這種弊端。政府與民間投資者之間要通過認真的談判，達成契約，規範雙方的責任和權利，如果政府違約，企業可以起訴或者撤出資金和設施；如果企業違約，政府也可以起訴並且把項目收回來，啟用別的競爭對手，通過製度安排可以保證基礎設施產業建設和運營的穩定發展。理順了政企關係，由於政府從直接提供公共服務、直接幹預企業和社會的煩瑣事務中解脫出來，將主要精力集中於製定規則、政策引導、依法監督等方麵，因而政府機構將進一步得到精簡。同時，政府將從“命令者”和“指揮者”逐漸演變為“服務者”和“合作者”，增進與社會、企業的合作意識，促進社會整合能力的不斷提高。對於人力資源比較短缺、管理經驗和技術都比較薄弱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政府職能的轉變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它明確政府應該做的和不應該做的，有利於政府做好應該做的事情，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
（4）非國有經濟的進入有利於政府減輕財政壓力，促進公共資源的合理配置。中國正處在轉軌時期，財政麵臨著轉型和發展的雙重壓力。例如，隨著改革開放和多種經濟成分的發展，我國稅源中，民營、個人、合資等非國有經濟成分所占比重愈來愈大。隨著納稅人身份的不斷明確和細化，要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越來越多；隨著企業改革的進行，“鐵飯碗”被打破，下崗失業人數不斷增加，這需要政府盡快完善社會保障體係，維護整個社會的穩定；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對勞動者教育程度的要求提高，科技競爭的力度加大，要求財政要擴大對教育和科技的支出。如此種種，加大了財政需求壓力。如何有效地使用有限的公共資源，特別是財政資金，成為政府目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緊迫問題。民間資本的進入，一方麵，可以削減政府的公共開支，減輕財政的負擔。基礎設施產業投資主體多元化不僅可以降低財政的支出和負債，而且一部分國有資本從競爭性基礎設施領域企業中的退出，還可以增加財政收入，增強實力，進一步促進基礎設施產業的市場化改革。並且，公司化的基礎設施企業的有效運作，還會不斷增加稅收來源。另一方麵，由於減輕了國家財政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的負擔，從而有利於國家財政把更多的精力和財力投入到社會性基礎設施建設方麵去，如加大教育、科技、社會保障機製等方麵的投入，更好地滿足公眾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需要。
（5）非國有經濟的進入有助於推進社會民主化的進程。隨著愈來愈多民間資本進入基礎設施產業，政府權力也將不斷“下放”和“外移”。這種“下放”和“外移”，是政府向社會、民間的“權力返還”，不僅有助於減輕政府對基礎設施產品或服務“大包大攬”的沉重負擔和“無限責任”，而且有助於社會民主化進程的發展，還將有助於“公民”民主意識的增強。通過基礎設施產品或服務的市場化措施，增加了政府與企業、與消費者、與公民的溝通渠道，使消費者、公民更加便捷、有效地獲取服務信息，可以提高政府服務的透明度，遏製政府壟斷權力的濫用，增強公民對基礎設施服務市場的監控力度以及對基礎設施服務的責任感和參與程度。
（6）非國有經濟的進入有助於提高基礎設施產業的有效供給。20世紀80年代以前，西方一些發達國家的基礎設施產業一般都由政府或一家（也可能是少數幾家）國有公司壟斷經營，缺乏競爭的壓力與動力，不僅本身經營成本高、效益差、價格高，且由於投資少，供給不足，滿足不了日益增長的社會需要。80年代以後，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西方國家紛紛對基礎設施產業進行市場化取向的改革，政府放鬆了市場準入限製，大量民間資本投資建設基礎設施，供給量急劇增加，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價格不斷下降，服務質量不斷上升。尤其是在產品或服務的質量方麵，凡是允許民間資本進入的行業，都樹立了以顧客為導向的新的市場原則和市場觀念。采取多種多樣的方便顧客、提供周到服務的措施，優質、高效的服務滿足了社會對基礎設施產品或服務的需要，促進了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我國近年來在基礎設施領域初步引入競爭機製的實踐也充分證明，引入競爭機製是增加基礎設施產業有效供給和改善服務質量的一把金鑰匙。例如，無線通訊服務是“八五”時期才開始引入我國的，在起步階段政府控製較嚴，供給量少，服務質量差，且價格很高。政府放鬆市場準入限製以後，大量民間資本投資興辦，供給質量迅速提高，從而極大地改善了我國城市的通訊狀況，這在我國幾乎所有的大中城市都是有目共睹的。
（7）非國有經濟的進入有利於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為了吸引民間資本進入，政府把一大批已采取保護性管製措施的基礎設施項目放開，通過發行債券和股票的方式在資本市場籌集資金，這些投資潛力很高的投資工具豐富了資本市場的投資品種，刺激了廣大投資者的投資熱情，從而促進了資本市場的繁榮和發展。我國有巨大的社會投資潛力，10萬多億的社會儲蓄存款，隨時都可能釋放出巨大的投資力量，資本市場應該也將會是民間資本進入基礎設施產業的最主要途徑。隻要相關製度和政策能夠到位，非國有經濟成為中國基礎設施產業改革與發展的主力軍是可以做到的。同時，民間資本進入基礎設施產業，還有利於減輕對商業銀行的壓力，防範金融風險。如果繼續將基礎設施投資的重擔由金融機構來承擔，一方麵會阻礙商業銀行徹底的商業化改革；另一方麵，大量的資金被占用，也會使金融係統積聚過多的金融風險。從增強商業銀行獨立性、防範金融風險角度出發，要積極創造條件引導和轉化社會資本，直接投資到基礎設施產業。
（8）非國有經濟的進入能夠刺激國外投資的增長。民間資本都是產權清晰的資本，投資自我約束力較強，它們進入基礎設施的前提是政府要給予一定的長期承諾，保證基礎設施產業具備良好的投資環境。如政府要承諾能彌補成本的基礎設施收費標準；要給予企業較高的管理和運營的自主權，過剩勞動力的解聘權等等。在投資條件能基本滿足、投資回報比較確定、內部治理結構比較健全的情況下，不僅會刺激民間資本通過各種方式進入基礎設施產業，同時，也向國外資本發出了信號，從而帶動國外資本投資的增長。國務院在1995年6月7日頒布的《外資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更是將大部分基礎設施明確列為鼓勵外商投資的領域，此後，外資投資於我國基礎設施的比重呈逐年遞增趨勢。同時，國家有關部門正積極嚐試，推廣BOT投資方式來鼓勵外商投資建設能源、交通等基礎設施，繼1984年投資興建第一個BOT項目——深圳沙角B電廠獲得成功後，又相繼出現了廣西來賓電廠二期、廣深珠高速公路等一大批BOT項目。國外資本進入我國基礎設施產業的有益嚐試，說明本國的民間資本進入自己國家基礎設施產業在實踐上同樣是有益的。我國已加入WTO，基礎設施產業市場將在有限的時間內開放，允許外資參與競爭，這為非國有經濟進入基礎設施產業創造了更大的空間。目前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允許外資進入的基礎設施產業，更應當鼓勵和支持非國有經濟的進入，在允許外資進入的時間框架內，要允許和支持非國有經濟提前進入。
（9）非國有經濟進入基礎設施產業，有利於改變製約我國經濟增長的結構偏差。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一方麵，在一些競爭性較強的行業，如製造業、加工業、零售業等，出現投資過度，供大於求，惡性競爭，導致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的嚴重脫節，造成資源配置的低效率，同時也加大了企業投資的風險，導致了這些領域增長減速；另一方麵，在基礎設施產業，由於行政壟斷，導致基礎設施產品或服務供不應求、產品短缺、服務質量差、收費價格高，這是我國整個國民經濟不能轉入效率提高型持續增長軌道的直接原因。我國經濟發展必須以較大的經濟結構調整為前提，而基礎設施產業的投融資體製改革為產業結構調整提供了有利條件，使社會資金向基礎領域轉移，既能擴大基礎設施產業投資，又能通過投資結構的轉變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
（10）非國有經濟的進入有利於提高我國基礎設施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由於基礎設施產業大多是技術密集型和資金密集型產業，因此，基礎設施產業的競爭程度與其他產業相比更加國際化和白熱化。我國基礎設施產業經過近年來的大規模建設，已有較大發展，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在技術、設備、資金、人才等方麵均處於劣勢，隨著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我國基礎設施產業參與國際競爭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曆史潮流。從現在到取消對部分行業的保護期限，隻有短短幾年的時間，留給基礎設施產業自我調整和發展的空間已經十分有限。在有限的時間裏，基礎設施產業必須大刀闊斧地推進投融資體製市場化改革，盡快完成引入社會資本、建立競爭機製的基本任務，以改革推動基礎設施產業優先發展，培育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提高自身競爭力，參與國際競爭。
2.非國有經濟進入基礎設施產業的可能性。
在一些帶有自然壟斷特征的行業，其自然壟斷性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現代技術的發展，技術的變革在某種程度上，部分或全部消除了市場準入的障礙，部分地改變了所提供產品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這一準公共屬性。這種創新既包括商品和服務設計方麵的技術改進，如用電、用水、取暖、煤氣等基礎設施產業的產品或服務的分割量化，也包括市場管理規則上的創新，如公共工程的招投標、特許經營權轉讓、承包合同的製定等。這些創新活動從生產和需求兩個方麵弱化了基礎設施產業的自然壟斷性質，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政府對基礎設施產品或服務的壟斷，促進了市場競爭機製的形成，從而為民營經濟進入基礎設施產業創造了條件，使民營經濟進入基礎設施產業成為可能。
（1）民間資本進入基礎設施產業並不違背基礎設施產業的內在特性。首先，基礎設施的自然壟斷性質是總體上的、相對的，各類具體的基礎性行業及同一行業內的不同部門之間，其自然壟斷性是不一樣的，如交通運輸業中的鐵路自然壟斷性就較公路強，而若將鐵路劃分為鐵路線路和鐵路運營兩個部門的話，則前者的自然壟斷性就較後者強。有選擇地讓民間資本進入基礎設施產業符合市場機製的運行規律。其次，前述基礎設施的自然壟斷性質的強弱態勢是動態的，而不是靜止的。在不同國家或一個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基礎設施的特點所反映出對該領域國有經濟的要求是不相同的。如世界第一大電力企業法國的DEF是國有企業，而世界第二大電力企業日本的東京電力股份公司則是政府參股的民營企業；又如，通訊業一直是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各國政府控製的對象，但隨著各國經濟運行狀況和市場結構的變化，這一領域國有資本的比重也發生了較大變化。不僅發達國家如此，就是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市場化程度不高且強調政府幹預的東盟國家，民間資本也正逐步進入基礎設施產業，如印度尼西亞政府已允許私營部門參與電信、電力和高速公路的投資，馬來西亞已將其國有的航空係統、國際海運公司以及電信公用等部門部分地由私營企業經營。
（2）非國有經濟發展迅速，已具備了投資基礎設施的實力。改革開放後，隨著所有製結構的大幅度調整，在中國曆史上消失了30多年的非國有經濟有了重新生存和發展的契機。如今，我國非國有經濟從鄉村到城市，從沿海到內地，從單一到多元，從家庭到企業集團，由小到大，全麵持續發展。據國家統計局2003年1月17日公布的數字顯示，自1996年至2001年末，按照企業數量、從業人員、生產規模等指標衡量，私營經濟在中國經濟中位居第三，僅次於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截至2001年末，中國已有私營企業132.3萬家，占全部企業數的43.7%。其中在統計5年間新開業的154.5萬家企業中，私營企業占61%，比1996年增加了兩倍，私營企業在全部企業中所占的比重已經超越了港澳台投資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中國私營企業規模也正在明顯壯大，截至2001年末，私營企業平均擁有資本金106.3萬元，比1996年增加了37.6萬元，年營業收入也比1996年增長了6.8倍，從業人員在500人以上的私營企業數為1996年的15倍。民間資本的高速巨額積累，加之中國金融體係不斷健全和完善，為非國有經濟的融資打開了方便之門，更使非國有經濟的融資能力增強，民間資本完全有實力去問鼎具有資金密集性的基礎設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