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 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技術轉移和研發行為及其變化
跨國公司直接投資行為中的技術擴散效應和技術擴散效果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技術擴散效應是伴隨在直接投資行為中的技術外溢，而技術擴散效果是指技術擴散效應對東道國企業和產業的技術水平影響的最終結果。由於技術等級和跨國公司技術控製程度以及東道國自身條件不同，技術擴散的效果是有差異的。世界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是科學技術的進步。在信息化的時代，再先進的國家也不可能掌握所有的先進技術，不能完全依靠自身進行技術創新。因此，國際技術擴散就成了各國技術進步的捷徑。技術擴散的途徑便是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無論技術的擁有者——跨國公司是否情願，對外直接投資的行為都會引發技術的外溢或擴散。技術擴散效應作為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一種內在功能，是必然發生的，但是能否產生提高東道國技術水平的結果，卻是不確定的。過去很長時間內，大部分在華投資企業不引進海外母公司的最先進的技術，這也是受到中國國內對引進外資的意義質疑的焦點之一。
整個20世紀80年代，總體上外國投資項目技術水平並不比我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平均水平高。80年代末在我國的外商投資企業中，被認定為先進技術的企業僅為2%左右，技術先進的企業的投資額僅占全部直接投資的5%左右（江小涓，1993）。總體技術水平不高是這一時期外商在華投資的特點之一，所以也招致引進外資不符合我國引進直接投資目的的諸多批評。
造成引進外資總體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一是整個80年代我國的直接投資來源均以港、澳、台地區中小企業投資者為主，占我國外商投資總額的75%左右，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十分有限，即使有也是試探性的，許多產品是從後封裝開始的。美國、日本、歐盟發達國家和地區企業在華投資也都是以中小型項目為主，在這種狀況下外商在華投資項目的總體技術水平自然不高。二是我國改革開放不久，引進外資的目的主要是彌補國內資金的不足，各地為吸引外資競相出台的各種優惠政策對外資技術水平並無更高的要求。三是市場的不完全性。國內還未發展起來對跨國公司具有競爭性的同類企業。在這種市場結構中，跨國公司難免會產生壟斷動機和行為，典型的表現就是生產技術水平低，產品價格居高不下。改革開放至90年代初期，不同行業的跨國公司開始進入中國市場，這一時期外資在中國市場上的突出表現是，一兩家外資企業占很高的市場份額，這在某些重要產品市場上尤為突出。如汽車工業，1990年以前進入中國生產轎車的跨國公司隻有德國大眾和標誌/雪鐵龍兩家公司。實際上1983年4月上海大眾汽車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後，上海大眾在長達10多年的時間內壟斷中國轎車市場，桑塔納轎車在20世紀80年代末幾乎占有國內同檔次轎車100%的市場份額，90年代初期還占有90%的市場份額。第一代桑塔納車型已是其母公司在全球市場上淘汰的車型，在中國竟長達16年幾乎無變化，而價格卻高出其在國際市場上的近1倍。
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情況有了改變，大型跨國公司紛紛來華投資，到2001年底，世界500強的製造業跨國公司已有400多家來華投資。來華投資的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轉為大型跨國公司的這種變化，帶來的結果是在華投資的跨國公司加大技術投入，外商投資企業技術含量和技術檔次有明顯的提高。據江小涓等人2000~2001年對京、滬、深圳、蘇州的127家跨國公司在華投資企業進行的調查顯示：第一，絕大多數跨國公司提供了母公司的先進或比較先進的技術；第二，相當一部分跨國公司填補了國內技術的空白。其他學者的調查研究也有類似的結論。
特別是中國加入WTO之後，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引進技術變化顯著。高新技術產業成為跨國公司投資的重點。據有關調查，2002年以來4/5以上新投資項目采用了其母公司最先進的技術，這方麵信息產業的跨國公司最為明顯，全球主要的筆記本電腦製造商和主要芯片製造商都在中國大規模的投資，建造大規模、最先進的生產能力的公司或擁有先進技術和有大規模加工能力生產線。如日本東芝公司投資建立的杭州筆記本電腦生產基地，投資70億日元，產量將達240萬台。日本夏普公司在常熟的子公司已開始生產筆記本電腦，其目標是要占領中國市場份額的10%。惠普公司、三星電子都在中國建立筆記本生產基地。再如，自2002年8月“中芯國際”首批芯片下線，成為中國第一家能批量生產0.18微米8英寸晶圓的半導體生產廠商以來，全球主要芯片製造商基本上都已在中國建立技術先進的有大規模加工能力的生產線。無疑，中國將成為全球性最先進的筆記本電腦生產基地和最大的芯片生產國之一（江小涓，2002）。除信息產業之外，在藥業、電子、汽車等行業，跨國公司也向中國轉移最先進的技術和產品。
跨國公司的技術轉移行為的變化，不僅僅表現在外商投資企業增加高技術投入方麵，還表現為跨國公司研發行為的變化上。近兩年來，隨著跨國公司的高新技術投入的增加，大型跨國公司紛紛在華設立研發中心，如摩托羅拉、IBM、朗訊、寶潔、通用汽車、通用電氣、西門子、英特爾等著名跨國公司都在中國設立了研發中心。目前設立的研發中心已有200多家，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廣州和深圳、青島等地。涉及行業主要集中於計算機、軟件、通訊、化工、汽車和醫藥等領域，而這些領域也是跨國公司投資集中的行業。
跨國公司研發機構在中國從事研發活動，有三種類型，即創新型、適應型和專利技術型研發。在中國跨國公司研發行為的特點是適應型、專利型技術研發占主要部分，研發的項目主要針對中國市場設立，研發的成果主要是應用於在華製造企業。從技術開發角度觀察跨國公司在華研發行為，發現兩個顯著的變化：第一，其研發的目的已從過去的貼近市場、協助在華生產製造企業解決技術難題、改善公司在華企業的適應性專用技術的研發，轉向基礎研究及創新型研究上，並把在華的研發納入其全球研發網絡。第二，跨國公司更加重視與國內的一些著名大學和科研機構建立多種合作關係。跨國公司此舉的動機，除了積極利用我國較為廉價的研究力量，樹立公司良好形象外，與一些具有較強實力的研究機構合作，也是其利用外部戰略資源的重要手段。第三，是對內資企業的扶植。跨國公司的另一做法通過OEM的方式進行合作，並不是過多地投資設立企業，而是尋找內資企業作為供貨商，對一些內資企業進行技術支持使其達到所需的技術標準，采購其產品進入跨國公司全球生產係統。目前跨國公司越來越多的采用在中國設立采購中心。總之跨國公司技術轉移和研發行為的變化可以概括為：一是由被動的硬性技術轉讓到自覺的技術投入；二是由單純技術轉讓向研究開發經營戰略轉變；三是產業結構轉移與技術投入同步進行。
7.3.2 跨國公司技術轉移和研發行為變化的原因分析
7.3.2.1 跨國公司在華技術轉移行為與全球趨勢具有一致性
跨國公司為什麼要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技術，維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給予了一定的解釋。該理論認為一項新技術、新產品從研發到應用擴散要經過幾個基本階段。在第一階段，因為：一是推出新技術、新產品有較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二是沒有競爭對手，價格競爭在此階段並不重要；三是隻有發達國家的消費者和使用者才有消費這種高價定位的新產品，所以新技術、新產品局限在技術發明國內生產、使用和製造，市場主要在國內。即使出口，也隻是麵向其他發達國家的高收入群體。第二階段，產品向海外出口。此時技術更加成熟、製造規模擴大，產品成本降低，更多的消費者消費得起這種產品，發達國家製造上開始向外出口產品，同時隨著技術擴散更多的發達國家廠商投入製造該商品，引發了價格競爭。第三階段，生產向海外轉移。經過以上各階段，發達國家市場已經飽和，產品價格大幅下降，技術開發廣泛擴散，競爭加劇。此時技術發明國家的企業開始大規模向海外轉移其生產能力，尋求擴大產品市場，技術也隨之由發達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再經過一段時期，勞動力成本低的國家開始向發明國出口這種產品，最後隨著生產越來越集中在生產成本低的國外，技術發明國就由最初的產品出口國轉為淨進口國。
應該說維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對解釋以少數發達國家垂直一體化的大型企業為主導的這個時期技術跨國轉移模式是有用的。但對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迅速發展條件下的技術與產業分工格局中，跨國公司跨國技術轉移模式其理論解釋力不足。按照該理論所遵循的三個階段，發達國家是不會將其最新產品與技術向海外擴散的，發展中國家如果依靠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獲得新技術產品和提升產業結構，就隻有永遠落後，不可能與發達國家處於同一水平上。事實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產業分工格局在新技術變化的基礎上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全球技術和產業新分工格局形成，在這種分工格局中，首先，技術升級速度加快，產品生命周期縮短。技術發明企業或者首先實現技術應用的企業，要保證在短期內盡可能達到最大限度的生產規模，以避免研發和製造投資迅速折舊而導致的損失。其次，由於水平分工型體係的形成，每個水平分工的參與者都專門經營原來產業鏈條中一個價值點。在這樣高度專業化分工的結構中，單一產品要想達到經濟規模和降低成本，局限於國內市場是遠遠不夠的，要求有全球性市場規模，這就必須同時麵向全球市場。再次，同行業中競爭企業的數量增加，全球通訊與運輸技術的進步以及水平分工體係形成，以往大企業才具有明顯優勢的競爭格局也發生了變化。在一個水平型全球分工的網絡中，中小企業也能從事高質量某個環節的全球性競爭，從總設計、製造、物流到專業服務這些過去隻有依靠大企業擁有的資源才能完成的工作，中小企業都能參與其中。所以除少數大企業壟斷的行業外，絕大多數行業中相互競爭的企業數量在增加。同一行業中大量競爭者存在，使技術進步進一步加速、成本壓力導致的大規模經濟效益進一步加強。因此，隻有那些在新的全球產業分工格局中能以最大產品、最短時間，在全球市場占據最大市場份額的企業才可能在競爭中勝出。正是如此，近幾年製造業的普遍趨勢是，技術產品一經問世，就同步進入全球市場，甚至同步實現全球製造（江小涓，2004）。
正是這種迅速形成的全球新的分工格局，給中國製造業的長期持續發展帶來了潛力巨大的新機遇。從技術轉移的角度看，中國大量吸收外資的同時，有可能同步獲得最新技術與產品製造的能力。前麵所描述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迅速提升在華投資項目的技術水平，以及近幾年又開始同步向中國轉移最新設計產品和技術現象，就與全球產業分工變化同步。由此可以預計，跨國公司向中國轉移先進技術的行為不是發達國家經濟不景氣造成的暫時現象和短期行為，而是與全球趨勢高度一致的行為。這種趨勢也不會因母國和東道國政策的某些調整而被打斷。
7.3.2.2 中國自身所具有的優勢成為跨國公司在華提升技術水平的基礎條件
如果說全球化條件下的全球技術和產業分工新格局的形成是以一種客觀的力量促使跨國公司加大在華技術轉移的話，那麼，中國自身的優勢是吸引跨國公司在華投資技術水平提升，建立研發中心的重要原因。從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經過20多年的努力，中國在各方麵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和發展，自身的優勢逐漸凸顯出來。中國具有的優勢體現在：
（1）中國製造業成本優勢十分突出，低成本具有的競爭力，使跨國公司感到局限在本國製造變得更加困難，從而加速推進新的分工體係的形成。
（2）中國製造業具有的競爭力，使得許多擁有先進技術和強大科研能力的跨國公司發現，雖然它們的母公司掌握著核心技術，但在本國製造產品仍然不具備競爭力，惟有在中國形成大規模的製造能力，才能分攤其巨額的研發成本，收回研發投資並且盈利。
（3）中國已經具備了跨國公司所要求的配套能力。
（4）中國的人才優勢顯著。在發展中國家中，中國的科技水平相對較高。如果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發展重點在於利用中國人力資源，則對技術的投入也相應的更為重視。因而，利用中國的科研能力和人才，是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研發機構的重要原因。根據薛瀾、沈群紅、王書貴等人的研究，跨國公司研發機構的行業分布與中國人才知識供應的學科特征有緊密關係。信息電子行業是跨國公司在華投資集中的行業，也是跨國公司建立研發機構的主要行業，就是因為對這些知識—技術密集型的行業來說，有效的人力資源的供應具有重要意義，跨國公司可以得到所需的低成本高素質的人才供給。在這些研究機構，雇員本土化是基本的特征，跨國公司除了聘用中國優秀人才的同時，還與中國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建立廣泛的技術合作關係。一般來說，跨國公司在中國獨立的研發機構和中國的大學等創新機構的技術合作項目，其研究內容基本上處於行業內的領先水平，這對於研發人員同樣重要，既有利於其專業知識的提高，也有利於其職業生涯的發展。所以，跨國公司在中國研發人員市場上是具有吸引力的。當然跨國公司也麵臨更加激烈的人才競爭，這種競爭一方麵是跨國公司之間的全球人才競爭在中國市場上的延續，它在電子信息行業的高級研發管理人才的競爭上更加突出；另一方麵，跨國公司也將麵臨中國國內企業，尤其是在人力資源管理上具有製度優勢的高技術民營企業的競爭。但是，競爭的加劇在一定範圍會促進跨國公司通過在中國的研發性投資來獲得人才競爭中的領先者優勢，或者積極跟進。在此意義上，中國本土人才的供給，尤其是擁有與跨國公司知識基礎互補的專業知識人才的有效供給，對於跨國公司在中國研發投資的發展，特別是在中國的獨立研發機構的發展，具有促進作用。這種促進作用是其他的優惠政策因素、市場本土化需要的推動作用無法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