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4 財富的增長和財富的分配不平衡
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為主導的國際產業轉移使兩類國家的產業級差擴大，還體現在它維持了以不合理的國際分工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國際生產體係，從而拉大了南北之間經濟發展的差距，加劇南北國家發展的不平等。眾所周知，國際分工既有水平分工，又有垂直分工，兩者交叉形成當代國際分工體係。從發達國家之間看，它們的分工表現為橫向水平分工；而從世界經濟整體看，它們與發展中國家的分工則表現為縱向的垂直分工。正如前麵分析的，每一次科技革命的發生，每一次產業結構的升級都首先發生在發達國家，而發展中國家總成為產業轉移的承受者。對於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生產製造型的直接投資是促進本國經濟起飛的重要力量。但是不能不看到，跨國公司在生產製造中心的轉移上是有層次的，是以技術壟斷和內部利潤控製為前提的。雖然越來越多的產品的生產被不斷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但這些國家多數被置於產品生命周期的後期，技術開發的邊緣以及消費外圍的狀況並沒多少改變。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通過對資本和技術的壟斷，使發展中國家在技術、資本、工業製成品方麵依賴於發達國家，在世界範圍內仍然保持著發展中國家（原材料產地）——發達國家（工業中心）的生產格局。由於曆史和現實的原因，全球化中最活躍的因素，即科學技術和創新能力卻與發展中國家無緣。在科技硬件方麵，發達國家建立和擁有全世界90%以上的高科技設施，而發展中國家擁有的高科技設施卻不到10%；從軟件即智力結構看，發展中國家其國民文化素質較低、科技人才匱乏，在發達國家中每100萬人中有3800名科技人員，發展中國家這一比例是每100萬人中科技人員還不到200人。所以，發達國家在國際分工中處於支配地位。隨著信息革命的深入，競相發展信息產業的發達國家更是決定了今後國際分工的新格局，而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則是維護這一格局的力量。尤其是20世紀末掀起了新一輪的跨國並購浪潮，使世界經濟發展格局更加脆弱。巨型公司合並，跨國聯盟的出現，都使國家地區間的資源配置、財富存量更加集中於發達國家。在跨國公司占主導地位的國際生產體係中許多實力單薄的企業，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其發展的國際環境更為惡化，它們隻能在全球化企業所留下的縫隙中尋求生存和發展的機會。這些都加深了世界強弱兩極的趨勢，使世界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性更加突出。可見，國際分工中的“邊緣化”傾向的不斷發展才是全球化帶給發展中國家新的不平等的實質。
跨國公司在全球範圍的投資和經營活動，使得民族國家的市場障礙不斷被跨國公司的全球性生產所衝破，跨國公司的投資方向的選擇和投資規模大小，對整個世界經濟體係的運行都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
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大規模的投資既是美國、歐盟等經濟強國在全球範圍內重新瓜分市場，擴張資本力量的過程，也是造成世界經濟增長和財富分配不平衡的過程。當然，我們不應抹煞跨國公司在推動世界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增長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跨國公司使各種生產要素在世界範圍內更自由、更有效地流動和配置，從而在客觀增加了社會財富。從長期看，世界財富的增加將有助於普遍提高民眾的福利水平。事實上，一些發展中國家已從全球化中獲得了利益，如20世紀70年代中期，東南亞國家每10個家庭中就有6個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到了90年代中期，這一數字減少到了每10個家庭中隻有2個生活在貧困之中（世界銀行，1997a）。現在的問題是，跨國公司運用市場競爭創造了效率和財富，但也使財富越來越向少數國家和利益集團集中。戰後50年，人們看到了兩種相反的趨勢，一方麵，發展中國家的總體實力有所上升，一部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獲得迅速發展，因而發展中國家的整體經濟規模能以5%~6%的年增長率增長。另一方麵，發展中國家間發展不平衡，部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反而拉大了。據聯合國的資料，全世界“最不發達”的國家，1971年為25個，1981年為39個，1990年為42個，現在已增至為49個。它們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0%，可收入卻不到世界總收入的1%①。全球約占人口的20%的人的手中擁有約占全球80%的財富。1999年全球國內生產總值是292321億美元、人口8.9億的高收入國家占世界總人口59.7億的14.9%，卻占有229213億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的78.4%。相比之下，所有最不發達國家的5.82億人口全部收入僅有1460億美元。而且全球貧困狀況呈現出明顯的地域性，貧困人口大部分集中在南亞、非洲、東亞和太平洋地區。造成這種貧富差距的原因是綜合性的，那些陷入貧困的國家，固然要從內部找原因，但是也不可忽視三方麵因素：其一，經濟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勻。雖然我們已經說明了幾乎所有參加全球化過程的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益，但這絕不意味著利益均沾。事實上，作為資本和先進技術擁有者，發達國家總是處於全球化的中心地位，這種相對優勢使發達國家在國際經濟中擁有主導權，不可避免地會使它們在與處於邊緣地位、作為勞動主要擁有者的發展中國家進行交換時獲得更多的利益。其二，西方跨國公司的壟斷性決定了它不會創造一種對公眾來說是公平的分配機製。壟斷的定義嚴格來說應是：大企業憑借控製各種經濟手段達到獲取壟斷利潤的經濟力量。而這一經濟力量正是跨國公司向全球擴張的力量。壟斷的存在就意味著資源配置和分配向壟斷組織的傾斜。其三，經濟全球化奉行的是市場經濟的原則，跨國公司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辦事，其行為以利潤為導向。所以，跨國公司的投資隻能對投資環境好的地區和國家錦上添花，而不會對投資環境差的地區雪中送炭，在這一點上沒有理由對其苛求。對於某個受資國來說，認清跨國公司追求利潤和促進發展的兩重性，在與跨國公司的競爭和合作中，製定實施符合本國國情的正確的跨國公司政策是趨利避害的關鍵，新興工業國家的崛起就是一個佐證。至於那些已落伍的、陷入貧困的國家，在短期內要趕上先進的國家是不太現實的。因為一方麵，其國內資源多數已被外國資本控製，本國產業資本幾乎是零；另一方麵，傳統社會的生活方式根深蒂固，在短期內改變也不現實，加之極其落後的科技水平與國民素質，得不到相應的資金及產業支持，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這一類國家恐怕隻有更多的依靠國際援助才能逐步擺脫貧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