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世界經濟中存在兩類分化現象，一是產業分化，二是貧富分化。跨國公司從事的在全球範圍的對外直接投資在其中起了什麼作用？跨國公司在兩種趨勢中扮演了什麼角色？筆者試圖從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之間主要經濟聯係的紐帶入手，分析全球貧富差距的技術基礎。
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為載體的國際產業轉移是當今乃至今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聯係的紐帶。國際產業轉移的條件是發達國家重合產業生產中的投入要素價值上升，使該產業的產品失去了昔日具有的絕對優勢和比較優勢，也就是說，不可能向以前那樣實現等量的淨產值，不再具備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將這樣的產業轉移出去，可以為那些附加值高的新產業提供更多的資本與勞動力。
一般而言，投資轉移的技術水平高於貿易轉移的技術水平。筆者在前麵第4章中已分析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具有的外部性，以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為主要載體的國際產業轉移同樣也是正負外部效應的矛盾統一。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產業轉移是獲得經濟發展的動力之一，因為在產業轉移的過程中可以獲得一攬子要素的外溢效應，但是國際產業轉移也會成為阻礙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因素之一，這又是由國際產業轉移固有的屬性帶來的。這種屬性體現在幾方麵：
1.產業轉移中要素優勢的差異。
跨國公司的有利地位，來自其擁有的生產要素的稀缺性。一方麵是資本、技術等要素；另一方麵是國際市場網絡、全球性企業組織體係和全球性企業管理等要素的稀缺性。如果說發展中國家對於資本、技術要素的短缺尚可通過引進對外直接投資獲得，但是由於信息的原因和市場進入的障礙的存在，市場的多樣性、複雜性，加之競爭的激烈性，使國際市場銷售網絡成為一種高度稀缺的資源，發展中國家在短期內很難獲取這種資源，建立自己的市場銷售網絡。而全球性企業組織體係也是在持續的國際投資中逐步發展起來的，並且越是擁有這一組織，越是能夠建立新的國際企業，發揮全球化經營優勢。毫無疑問，這種企業組織體係也是與母國市場經濟體製的發展密不可分的。沒有國內市場的培育，企業就無法走出國門。發展中國家無論是國內市場經濟體製的發育，還是企業家隊伍的培養都處於較低的水平，使其也難以在短期內建立起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抗衡的國際企業。至於全球性企業的經營管理，不但需要相應的人才，而且需要企業在長期發展中的積累。相對與跨國公司掌握的關鍵稀缺要素，發展中國家擁有要素上的劣勢嚴重削弱了其在國際產業轉移中吸收技術的能力。要素優勢的差異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差距拉大的物質基礎。
2.產業轉移中的技術級差。
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利用擁有大量稀缺要素的優勢，在產業轉移中形成技術級差。許多研究表明，為了保證自己在全球經濟中的壟斷優勢地位，跨國公司一般不會將最先進的技術和核心技術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總是致力於研究和開發及創新產品的生產，將研發及其成果這些核心要素掌握在自己手中。這種先進的與全球化經濟相適應的企業組織形式與知識經濟的核心要素的高度結合，成為發達國家在全球化經濟中有力地位的堅實基礎。而發展中國家總是通過技術轉讓生產和加工產品，許多發展中國家成為跨國公司的製造加工基地，結果形成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技術水平以及由此產生的經濟發展水平上的長久性差距。為什麼產業轉移形成國與國之間的長久性的差距？從根本上取決於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的基本動因，或者說取決於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發達國家之所以實行技術轉移，是因為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也是它們開發使用過時技術，實現最後價值增值的需要，它們不可能通過轉讓高新技術來培植與自己競爭的對手，如果不是這樣，不平等貿易也就不存在了，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資本輸出也就消失了。
3.產業結構成長過程中固有的產業級差。
從理論上看，產業結構成長是縮小產業級差的途徑，但是從國際產業轉移的曆史與實際看，由於技術結構的級差存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產業結構等級方麵的差距必然存在。這方麵除了國際分工方麵存在的產業級差外，生產過程型分工級差和產品差別型分工級差也越來越普遍。近年來，按照附加值高低作為產業轉移過程中產品差別標準的現象日益明顯。通常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留在發達國家內進行，而低附加值產品生產則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由此產生的產業級差也是非常明顯的。
4.社會平均資本有機構成的固有級差。
國際產業轉移的一極，即發達國家因為資本有機構成相對較低的產業轉移出國，必然使社會平均資本有機構成進一步提高。承接產業轉移的另一極——發展中國家，由於移入比國內產業具有更高的資本有機構成的產業，社會平均資本有機構成也會提高，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原有的社會平均資本有機構成的差距縮小。因為資本有機構成是由技術構成決定的，技術構成的差距決定了資本有機構成的差距。已經實現了工業化和步入後工業化的發達國家，其產業結構的主體是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而發展中國家則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所以兩類國家的產業平均資本有機構成差別很大，而且隻要國際產業轉移不改變其固有的技術級差和產業級差，那麼，社會資本有機構成的級差就必然存在，不可能消除。
正是因為國際產業轉移中要素優勢的差異、技術級差、產業級差以及由此決定的社會資本有機構成級差的存在，最終使由產業轉移引起的價值盈餘增長也具有非均衡的傾向。產業轉移加快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的可能性，並不意味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產業轉移中獲得與它們的價值投入相應的價值盈餘。在擁有稀缺要素、技術構成、資本有機構成、壟斷性和製度結構方麵，發達國家具有明顯的優勢，它們有獲得更多的價值盈餘的來源，如不平等交換所引起的價值盈餘的差額、在貿易與投資中由於壟斷因素引起的壟斷利潤、由製度結構差異和國際權力結構所引起的製度利潤，加之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從發展中國家的種種減稅讓利優惠政策中獲得的利益，以及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競爭（包括發展中國家競相給跨國公司更加優惠的政策的競爭），最終都使更多的利潤流入發達國家及其跨國公司手中。
由此，我們才看到了當代世界經濟中存在的兩類分化現象：一是產業分化。根據以上分析，一方麵，那些沒有移入現代產業或較少移入現代產業的最不發達國家，相對於那些最發達的產業移出國，其產業級差日益增大；另一方麵，由於國際產業轉移過程中人為阻礙先進技術轉讓，移入國和移出國之間產業級差出現的“固定化”的趨勢，甚至有擴大的趨勢。二是貧富分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有拉大的趨勢。兩種趨勢的關係是，要素優勢的差異是產業級差的物質基礎，而產業級差是全球貧富差距的技術基礎。在以國際產業轉移成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聯係的紐帶的今天，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非但沒有消除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的產業級差，而且使國際差距更加擴大。因為國際產業轉移與布局是跨國公司主導的，發達國家更多的轉向技術含量最高的產業，相比之下，最不發達國家沒有被納入跨國公司的全球規劃之中，它們與世界的差距進一步被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