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是當代世界經濟的一條帶有普遍性的重要規律，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的時代，這條規律不僅不會消失，而且其發揮作用的條件還得到了強化。也就是說，經濟全球化的趨勢與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是並行不悖的，因為影響兩者的諸多因素是共同的，跨國公司的全球範圍的擴張就是其中之一，它既是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動力，又是造成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因素。
6.3.1 西方跨國公司強化了大國對世界經濟的主導權
跨國公司的全球擴張增強了西方大國的實力，使經濟力量對比進一步向歐美發達國家傾斜。跨國公司實力雄厚，世界上最大的100個經濟實體中有51個是跨國公司、49個是主權國家。前麵我們從多方麵論證了跨國公司在世界經濟中的核心地位，由於迄今為止，大跨國公司主要還是母國為發達國家的企業，因而跨國公司這種核心地位直接導致了發達國家在全球化經濟中的有利地位和主導地位。
從大型跨國公司在國家和地區的分布情況可見世界跨國公司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在世界6萬個跨國公司母公司中，發達國家占了83.1%，而發展中國家隻占15.4%。在50萬個國外分支機構中，47%集中在發展中國家，34.4%集中在中東歐國家。跨國公司母國國籍絕大部分是發達國家。2003年世界最大的100家跨國公司中美國公司最多，占了25家；歐盟有50家；國籍是日本的為21家；其他國家隻占4家。
在企業經營業績方麵，美國的跨國公司更是具有群體優勢。全球最大的500家公司中，美國占185家，其營業總額和利潤總額在“500強”中所占比重分別高達39.1%和48.7%，遙遙領先於歐盟和日本。在前10名企業中有50%屬於美國的跨國公司。“全球500強”分屬的49個領域中，美國的企業在28個領域均屬榜首，顯示出其他國家跨國公司無可比擬的群體優勢。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大規模的並購，巨型跨國公司的不斷湧現，1998年超過500億美元的跨國並購5起，1999年則達10起之多。大規模的跨國並購，鞏固了大公司在一些主導產業中的壟斷地位，它們在推進全球化經營時，也把自身的生產、經營管理乃至文化價值觀念帶到了其他國家，進一步夯實了西方大國主導世界經濟的實力基礎。可見，一國的經濟實力基礎和國際競爭力，集中體現於企業的實力和競爭力上。國家和國家間的競爭，已成為各國大企業之間的競爭。正如米歇爾·波特（M。E。Porter）所說，市場競爭實際上不是發生在國與國之間，而是在公司與公司之間進行。迄今為止，還不曾看到哪個國家未擁有強大的公司就能在全球經濟中領先的。沒有強大的公司，也就不會有持續的經濟增長。美國的全球經濟霸主地位主要體現於通用、福特、IBM、微軟等一大批超級跨國公司上，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則缺乏能與西方大公司抗衡的大企業，因而在國際經濟競爭中處於相對不利的地位。
大跨國公司的經濟力量超越國家的現象影響是深刻的，一方麵這改變了世界經濟的運行結構，主權國家作為經濟主體的地位降低，跨國公司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角。世界經濟越來越不是主權國家的總和，而成為跨國公司的總和（張幼文，2003）。另一方麵，這也會進一步改變跨國公司與東道國的政策博弈的力量對比，使跨國公司處於更加有利的地位。大跨國公司的投資決策會在一些中小國家，特別一國的某個地區的發展戰略上產生決定性的影響——獲得投資將使一國（一地區）繁榮起來，這種極大的差異使主權國家在談判中不斷讓步，其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
6.3.2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不平衡
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是國際經濟力量的對比關係變動的助推器。整個國際直接投資流量中大約有90%為跨國公司所控製，由於國際直接投資來源的相對集中，形成了一個以美國、日本、歐盟三極為核心的三大經濟圈，2001年三大經濟圈中的核心成員國對外直接投資輸出總量達48540億美元，占當年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69%。2002年發達國家的資本雙向滲透仍然是國際直接投資的主流，在國際直接投資總量中占絕對優勢，有40%的直接投資是在各區內不同成員國跨國公司間進行的。區內各國跨國公司間的交叉投資增強了區域集團內部凝聚力，也是集團內實現一體化主要的依賴機製。跨國公司在各大經濟圈之間的跨區直接投資活動，不僅加強了不同區域之間各國的聯係，更主要的是成為國際經濟力量重心變化的催化劑，導致區域集團之間以大國為中心的激烈競爭。在大國關係逐漸演化為集團之間的關係中，主要發達國家都高度重視並利用跨國公司的跨國經營活動提高自己的國際地位。為在競爭中獲得有利地位，各國均想通過跨國投資活動占領對方市場。這種爭奪不僅是對發展中國家市場的爭奪，而且包括對發達國家市場的爭奪。處於三大經濟圈中心的主要發達國家既是最大的投資國（跨國公司的母國），又是最大的東道國，這一雙重身份決定了發達國家政府與跨國公司之間需要不斷的加強投資領域的合作，同時，也決定了發達國家各國之間的激烈競爭在所難免，而跨國公司乃是大國之間競爭和合作的基礎。
由於跨國公司所處的國際環境的改變，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決策因素已發生了重大變化，從注重東道國自然資源、地理位置等要素稟賦形成的區位優勢，轉向更注重良好的投資環境形成的區位優勢。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和基礎設施、穩定的政治局勢、獲得戰略性資產，提高核心競爭力等是跨國公司選擇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決定性因素，無疑在這些方麵正是發展中國家的弱勢所在，因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吸收對外直接投資上是不平衡的。
無論是流量或是存量的都集中在發達國家，從2000~2002年間發達國家占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入量的80%、72%和71%；流出額的91.4%、92.8%和92.6%。而發展中國家這3年間隻占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入量的17.7%、25.4%和24.8%，占流出量的18%、6.6%和6.6%。顯然，發展中國家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的比重曆年來不到30%，而輸出額則更少。
值得關注的是，吸引對外直接投資上的不平衡不僅發生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還表現在發展中國之間。2000~2002年3年間，流入最不發達國家的FDI額占全部發展中國家FDI流入額的比重分別為1.4%、2.7%和3.2%；占全部發展中國家FDI的流出量的比重分別是0.8%、-0.13%和0.2%。如果從全球範圍來看，不管是流量還是存量，所占的份額都是微不足道的，有些年份甚至是負值，最不發達國家幾乎不為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所光顧。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這些國家和地區正在被邊緣化是顯而易見的。
6.3.3 全球產業級差的物質基礎和全球貧富分化的技術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