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70年代，正值以解釋跨國公司直接投資行為為主的西方跨國公司理論在理論界占主流地位時，一些學者獨辟蹊徑，開始注意跨國公司行為的政治因素。對跨國公司行為的政治因素所作的研究中，有兩篇文章值得特別重視。一篇是伯格斯滕（C。F。Bergsten）、豪斯特（T。Horst）和莫朗（T。H。Moran）三人合作的《美國多國公司與美國利益》。這篇論文證明了美國作為母國，對跨國公司的政策一直是中立的，認為跨國公司的政策應該係統化，不讚成對跨國公司製定特別的政策。另一篇是索旺—施賴伯（J。J。Servan-Schreiber）的《美國的挑戰》。該文從東道國的角度出發，認為歐洲應限製美國跨國公司的活動，增加本國政府在技術創新和人力資源培訓方麵的投入。但這些觀點並未形成係統的理論，也未能進入跨國公司主流經濟學中，但是無疑為跨國公司行為的研究打開了新的視野。
無獨有偶，一些研究國際問題的學者也不滿意單純從經濟關係角度討論和研究國際問題，力圖把國際政治因素和國際經濟因素結合起來，探尋當代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的性質及基本特點，逐步形成了國際經濟關係理論中的一個新流派和新的研究方法，其理論結晶便是新興交叉學科——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產生。瓊·斯佩羅（JoanE。Spero）指出，跨國公司與民族國家之間潛在的政策和利益衝突領域有三個：一是跨國公司與國民經濟效率、增長及福利問題；二是跨國公司與國家控製經濟的能力問題；三是跨國公司幹預國家政治過程的問題。對於這三個領域的研究構成了關於跨國公司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體，其核心是跨國公司與民族國家的關係問題。明確這些問題，也是我們研究跨國公司行為及其影響所必需的。
2.1.1 國家實力與跨國公司——羅伯特·吉爾平對跨國公司的研究
美國學者羅伯特·吉爾平（RobertGilpin）考察了大英帝國和美國的霸權史後，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的數量與規模同霸權的興衰之間有密切的聯係。經濟學家們重視的比較優勢、技術創新、國際分工、產業升級、市場結構等因素隻是提供了推動跨國公司發展的充分條件。美國的霸權和“美國統治下的和平”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跨國公司的迅速發展提供了政治和安全的環境，這種結構的創立為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必要條件。在談到美國國家實力和跨國公司的關係時，吉爾平認為美國跨國公司在全球的擴張不僅有利於美國的經濟利益，而且服務於美國的戰略。首先，跨國公司的行為有利於創造一個自由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有利於傳播美國的價值觀念。其次，跨國石油巨頭在中東以及其他產油國的開發和經營，保障了美國以及西方世界的能源供應。最後，跨國公司的高額利潤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美國的貿易赤字，維持了美國國際收支平衡。總之“跨國公司與美元的國際地位、美國的核優勢一道共同構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霸權的基礎”。
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羅伯特·吉爾平從國家、主權、霸權的角度考察全球化背景中的跨國公司。他認為，盡管跨國公司在國際經濟事務中舉足輕重，但民族國家依舊唱主角。無論是跨國公司與東道國的關係，還是跨國公司與母國的關係，“在民族國家和跨國公司爭權的鬥爭中，優勢仍在民族國家那邊”。吉爾平還指出，基於自由市場之上、對外開放和成功的國際經濟有賴於穩定和友好的政治基礎，而構成這一政治基礎有三個條件：一是一個或幾個國家必須進行經濟和政治領導；二是穩定的國際經濟必須建立在主要經濟大國合作的基礎上；三是世界各國人民必須相信自由貿易和其他形式的國際商務對他們有利。這一思想的基礎是“霸權穩定”和霸權之後的國際製度主義。所謂的“開放且穩定的國際經濟的前提條件”就是美國的霸權及其領導下的國際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