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吉爾平的“霸權穩定論”當然是為美國的霸權主義提供了理論依據。但是，與自由主義和依附論的理論模式將國家、權力隻是作為跨國公司活動的背景不同，吉爾平把國家、權力和安全因素引入跨國公司的行為範疇，指出國家和市場、權力和財富、政治和經濟之間是互動的關係。經濟活動決定了權力和財富的分配，並且影響到政治集團之間的相互關係；而政治又在很大程度上確定了經濟活動的框架和趨向，並確定了經濟體係的性質。這種從跨國公司與民族國家的互動關係的角度研究跨國公司，無疑為我們研究跨國公司行為提供了新視角。
2.1.2 權力結構論——蘇珊·斯特蘭奇對跨國公司的研究
蘇珊·斯特蘭奇的《國家與市場：國際政治經濟學導論》是其中的代表。權力結構論中涉及跨國公司的論述要點為：（1）跨國經濟的聯係和國際安全問題。斯特蘭奇認為，在發達國家越來越依靠該國的銀行和公司在國外投資效益的情況下，越需要建立安全共同體，這種安全共同體的基礎是跨國投資和跨國生產，而不是軍事依賴。（2）各國生產結構是國際經濟關係的基礎。跨國公司主宰和改造了全球的生產結構。她指出：近200年來，生產結構已經發生了兩個非常深刻的變化：其一是以市場為導向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西歐的成功，並左右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發展；其二是“主要適應於本國市場服務的生產結構逐漸地、不平衡地而又顯然不可抗拒地被主要適應於世界市場服務的生產結構所取代”，跨國公司的興起是這一變化的集中表現。在國際關係四大結構性權力，即安全、生產、金融和知識中，“生產幾乎是所有政治經濟的基礎——一切有組織的社會都建立在生產結構基礎上，建立在勞動創造財富上”。因此，跨國公司的崛起代表了當代世界政治經濟的基礎性變革。（3）認為全球生產結構的性質是國家政策和市場趨勢聯合造成的，也是管理戰略和技術變革造成的。跨國公司是全球一體化中最重要的力量，跨國公司在全球的擴張使大企業與小企業、經理和工人、初級產品生產者和製造業生產者、資本輸出國和資本輸入國在利益分配格局中處於更不平等地位。（4）全球生產結構的變化對民族國家權力的影響。一是國家考慮宏觀經濟政策時，必然涉及跨國公司的控製程度和控製方式；二是跨國公司活動有可能侵犯國家的征稅權；三是跨國公司造成並運營的全球生產結構會大大增加國際社會所遭受的風險，國家權力不能不對各種風險後果負責。（5）在論及跨國公司成為國際經濟關係中的新現象時，斯特蘭奇認為產品生命周期論、依附論都不能令人滿意的說明發達國家之間相互交叉投資和服務業企業的國際化，鄧寧的折衷方法增加了合理的成分，但忽視了政治因素在國際經濟聯係中的作用。毫無疑問，斯特蘭奇的這些觀點對我們研究跨國公司的行為是富有啟發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