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推行“新政”和凱恩斯主義興起以來，特別是戰後，赤字財政就成為美國財政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美國赤字財政政策服務於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這一點幾乎沒有發生過什麼變化，但不同時期，赤字財政政策的運用方式和力度卻有所不同。40年代下半期至50年代，盡管美國經濟並非一直處於危機狀態，而是呈現出周期性的由繁榮到蕭條的上下波動，但美國依然奉行典型的“補償性的財政政策”，即在經濟繁榮時期減少政府支出，增加稅收，使財政有盈餘，以抑製需求；在經濟蕭條時期，增加政府支出，減少稅收，使財政有赤字，以刺激需求；這樣，通過緊縮與擴張兩相配合，財政盈餘和財政赤字彼此補償，但求在整個經濟周期中做到收支平衡，而不追求每一財政年度的預算平衡。這一時期的財政盈餘總額要超過財政赤字總額，且赤字占GNP的比例最高也不過0.5%。20世紀60年代，美國實行擴張性的赤字財政政策。為了恢複美國經濟衝力，美國凱恩斯主義者華爾特·海勒主張，即使經濟處於上升時期，仍應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因為即使經濟衰退已經結束，經濟活動開始擴張，潛在的未被利用的生產能力仍然存在，所以為了促進經濟更快增長，政府預算既不應追求每年收支平衡，也不要求周期內的預算平衡，而是要以充分就業下的預算平衡為目標。這一時期財政赤字迅速增加，財政赤字占GNP的比重上升到10%左右。70年代，美國頻繁地在赤字財政和平衡預算兩種財政政策之間搖擺，最終平衡預算總是讓位於赤字財政。一方麵，美國經濟深深地陷入“滯脹”危機，由於在刺激經濟與抑製通貨膨脹兩者之間很難達到平衡，因此產生頻繁的財政政策搖擺，時而實行赤字財政，時而強調預算平衡；另一方麵，為了對付衰退這一壓倒一切的任務，盡管對日益增加的赤字心存餘悸，平衡預算最終還是讓位於赤字財政。80年代到90年代初，主觀爭取平衡預算，客觀實行赤字財政。美國在六七十年代基本上實行的是擴張性的赤字財政政策，這不可避免地使財政赤字愈來愈嚴重，並且給後續發展留下隱患，因此消滅赤字實現財政收支平衡成為每一屆政府的願望，但這一時期的裏根和布什兩位總統都沒能實現這一目標。90年代初至2001年，大力削減財政赤字，實施有增有減的財政政策。1993年克林頓上台後，麵對裏根和布什時代積累下來的巨額財政赤字和經濟衰退，全麵推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這一政策的核心是：既要刺激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又要削減赤字，壓縮債務。具體措施是，短期內通過增加投資、推動經濟轉型和實施增長戰略來增加財政收入，長期內則削減國防經費和聯邦行政開支，取消非生產性開支，鼓勵私人投資，實施增稅計劃。長短期兼顧、有增有減的財政政策不僅使美國經濟出現了低通脹和高增長並存的良好局麵，而且也使美國的財政赤字從1992年的2 900億美元減少到1997年的220億美元，及至1998年甚至出現財政盈餘達690億美元，並在隨後3年還有增加。“9·11”事件特別是網絡泡沫破滅以後，美國經濟麵臨再次陷入衰退的危險，小布什政府毅然重啟擴張性的赤字財政政策，不過這次財政赤字主要滿足反恐需要，國內經濟擴張更多依賴於寬鬆的貨幣政策刺激房地產業畸形發展，直到2007年次貸（債）危機爆發，並於2008年9月演變為全麵的金融危機。
客觀地說，20世紀70年代以前，美國的赤字財政政策對美國經濟發揮了良好的刺激作用，它有利於美國的實際經濟增長率接近美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有利於最大限度地為美國社會提供就業機會。然而以滯脹的出現為界，美國赤字財政政策的經濟效應逐漸走向負麵。赤字財政不再是彌補社會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是將社會有效需求盲目膨脹，加劇美國宏觀經濟的失衡。在新經濟的支撐下，裏根和老布什政府沒有實現的財政平衡目標，克林頓政府實現了，這也延緩了美國長期赤字財政惡果的顯現。問題在於，反恐時代的小布什政府，不僅沒有趁網絡泡沫破滅的機會，適時收縮財政規模，夯實經濟發展的基礎，反而將以前的赤字財政政策變本加厲。一方麵借反恐進一步加大財政支出，使克林頓政府時代的財政盈餘曇花一現，轉變為巨額的財政赤字，另一方麵對擺脫經濟衰退所需的擴張支出，小布什政府不再依賴於財政，而是向市場轉嫁，從而使得宏觀經濟過度膨脹與產業結構嚴重失衡並存。當經濟膨脹到頂點政府無法再向市場轉嫁成本之時，就是次貸（債）危機爆發之際。從這種意義上說，盡管次貸（債）危機爆發的原因很多，但追根溯源赤字財政政策逃脫不了幹係。沒有悠久的赤字財政史，就不會有赤字財政無所謂的意識；沒有巨額的財政赤字累積，小布什政府也不會不計後果地向市場轉嫁成本，導致經濟虛胖與結構失衡共生。所以，避免類似次貸（債）危機的再度爆發，使美國經濟和金融良性循環，避免赤字財政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